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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praefect (辉), 信区: NORC
标 题: 迄今,讨论深圳问题最有高度最有理性光环的网文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Sun Aug 10 09:42:37 2003), 站内信件
很值得大家保留的。我转载下来给大家看看。不过好长噢，要有耐心才能看完啊。
深圳的战略选择与定位
作者：大哥
第一章:
广东的深圳与中国的深圳
在实现现代化的长跑赛中，深圳得风气之先，一直引领着潮头。但现在追赶者的脚
步越来越近了，而她的锐气、想象力似乎有些透支了。综合竞争力正在下降，行政
与投资环境的改革停滞不前，使优势正在慢慢丧失。
一个昔日的小渔村，已经在一种力量的推动下，演变成了一个功能与定位相当混淆
的城市，深圳困惑了，深圳步伐与冲劲开始放缓。
深圳现在面临的问题，表面看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问题，实质是发展战略的定位
问题。
第一， 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特区的问题？深圳，是广东的深圳还是中国的深圳？
第二，特区还要存在多久的问题？
10年、20年？还是50年？特区刚刚开始于蛇口半岛的时候，如果特区第一批的创业
者们失败，特区也许只能存在半年……
但，深圳一直在摇摆。正是这种摇摆带来了它的焦虑和徘徊。
A：摇摆的战略定位
是广东的深圳还是中国的深圳，是窗口、实验场，还是一个普通的国内城市。
江泽民：“再创”新优势
2002年，深圳举行隆重的特区成立二十年周年庆典。
庆典给人一种深圳功德圆满的印象：作为特区深圳已经成功了。许多人都有松了一
口气的感觉，这许多人中，包括深圳市政府的一些官员。
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这是人们的习惯。二十周年庆典是件大事，也非常隆重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自参加并发表讲话。江泽民在讲话中重新提到他在特区
15周年时为特区的提词：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这句题词作为领导人对特区的希望，没有硬性的要求，容易被认为是勉励的话。
这是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三次提到这句话。第一次是94年他视察广东，第二次是
95年他到深圳为特区成立十五周年题词。
据说，他最早提到这句话时，用的是“再创新优势”而不是“增创”。
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讲，他在征求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意见时，谢非建议把“再
创”改为“增创”。谢非认为“再创”好象不是在原来基础上，有否定过去的意思
。江泽民称赞谢非是秀才，改了以后有气势多了。
现在当事情已经过去，我们再来比较一下这两句的异同：再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指的是现有的优势仍在，但这优势是第一层楼的优势，是一次创业。再创，是重
新创业，是一次重新开始。
江泽民95年在深圳讲到这句话时，深圳提出二次创业口号，媒体正呼应热烈。我们
推测这位对中国改革开放寄予热望，总是拥有饱满激情的总书记，也许是希望特区
能在他的关注下再次成为全国的热点，一如92年他的前辈邓小平所作的那样：在邓
小平南巡讲话后，深圳当时成为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引擎。
这位十几年来被证明是非常优秀的政治人物，这次没有相信自己的政治直觉。或者
说他是开明而民主的，他接受了地区行政官员的严谨建议，把“再创”改为“增创
”。原有的己经很好，很够，只需要增加而不需要再造。
深圳和广东继任的领导者，应该很高兴是增创而不是再创。没有风险、不需要趟创
新雷区，相对来讲，这是较为轻松的一个行政执行历程。
深圳这些年就是循着这条路去增创优势的。
深圳是以经济体制的改革，以率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取得成功的，增创优势
，就是在市场机制上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在西方已经存在上百年历史，技
术手段已经成熟，而对市场经济体系完成整体移植，所需时间不会超过十五年，深
圳的成就和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深圳增创新优势，其实就是对原有的市场经济机制的不断完善。一种已经存在并运
行了上百年的经济模式，所能作的创新其实是很有限的。
所以深圳就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中微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上，他向高科技的转型，
发展物流业，重新定位金融业都体现了这种调整的努力。深圳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没
有太大的阵痛，十几年来建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自行调节并帮助深圳实现了经济
转型的成功。
深圳没有能再创优势，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城市，开始在城市的层面与其它城市开
展竞争。
深圳有意无意地开始忽略自己是特区。就创新角度而言，深圳没有完成总书记提出
的目标。不管总书记的题词是增创还是再创，目标并没有变，是“更上一层楼”。
深圳很困惑：作为城市它开始面临竞争，对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它无法再创新。
作为特区，它怎幺特下去？
学者：特区存在50年
特区的理论研究者指出：特区还可以存在至少50年。他们的依据是江泽民主席的讲
话：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基本实现国家的现
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
学者们的推断是这样的：如果说2010年中国改革开放即市场经济体制将基本大致建
立，那幺这个过程就还有10年；如果说2050年中国现代化建设将基本大致实现，总
体上达到小康水平，那幺这个过程还有50年。
深圳感到疑惑是正常的，因为，在特区不“特”的情况下，深圳特区怎样存在50年
？
我们总不能说，特区的唯一象征就是周围那道铁丝网吧？
事实上，在深圳各个通行的检查站，已经开始听到这样的议论：深圳还有必要保留
这道把特区困起来的铁丝网吗？它除了给人们带来不方便，还有实际存在的必要吗
？
议论的人其实走的很远，在他们以为，特区的这道“唯一的象征”铁丝网也应该拆
除。
至少在形式上，目前的深圳也遭遇尴尬。
深圳“十五”规划纲要，把200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定为指导方针和发
展目标。这个目标中，能够体现这是深圳特区规划的字眼是：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
对国内任何一个城市，这个目标都可以原样照搬，深圳站的是与国内其它城市一样
的起点。深圳肯定是不想放弃自己保持特区50年的努力，但是现实是，深圳觉得没
法再特下去了。
我们讲过，在特区成立二十周年的庆典后，不少深圳人感到松了一口气，这只是推
测，这种推测建立的事实基础是：深圳现在更关注自己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特区
。（也许不少人真的以为，作为特区，深圳的使命已经完成，而作为城市，他们的
压力相对要轻得多）。
深圳的发展规划，城市发展目标，甚至具体到明确高新技术、现代金融业、现代物
流业为三大战略性支柱产业等等，都忽略提到特区，深圳对自己作为一个城市的定
位热情在2000年后达到了高峰。在十五规划纲要中，深圳也提到了自己要起到率先
实现现代化的示范作用———但如果忽略了自己是特区，单纯从城市经营的角度出
发，那幺，上海发展速度也许更快，还有邻近的广州，深圳凭什幺拥有能够成为“
全国示范”的自信呢？
深圳是否是在不自觉地以对城市经营的热情来掩饰自己作为特区的无奈呢？
深圳应当充满忧患意识。特区理论研究方面的专家、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苏
东斌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苏东斌这一观点是基于自己的两个假设：第一个段设，中央坚持赋予特区一系列优
惠政策。因为所谓特区，说到底就是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它只能是特殊政策的产
物。第二客观前提假设，就是中央对经济特区的改革与创新的授权。它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号召，而是允许其它非特区如北京、上海进行更大的实验。
苏东斌这样谈到：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客观前提假设都处于实质性的为难境地。
第一，中央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不可能不收回一系列优惠政策（特区发展的基
础条件将被削弱）。第二，中央要强调保持在政治上、组织上、甚至思想上的高度
一致，就无法明确具体指出哪些领域可以授权创新（特区创新的空间将变小而难度
加大）。中央赋予特区的“使命”大多太重，而中央给予特区的“权力”又太少（
优惠政策有限，创新空间不大），这种“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称及失衡，使特
区难以真正地、更好地实现与完成所负担的使命。
在这种形势下，要把特区进一步发展缺乏的客观条件都变成主观所具有的内在因素
，就应当充满忧患意识。
的确，深圳作为城市较容易发展及定位，而作为特区，就必须充满忧患意识。
要知道，作为特区深圳还要存在50年，在目前的格局情势下，特区如何能够存在到
学者们推断的50年呢？
深圳：是特区，还是城市？
到底怎样界定自己，深圳现在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有历史的原因，但首先是深圳本
身缺乏自觉的定位意识。
从隶属上来说，作为城市，深圳是属于广东的。
深圳以特区功能为主的时候，一直是行政隶属上归广东，对特区的领导原则上归中
央。（这是不言自明的，对深圳主要领导的任命是中央而不是广东，至少过去是这
样。）所以深圳现在怎幺选择就很重要。
选择自己就是一个城市，突出自己的城市功能，那就只能属于广东。
如果突出自己是特区，而且50年不变依然是特区，并强化自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
口和实验场这一功能，那就必须定位自己是中国的深圳。
能不能够既定位自己是特区，同时又定位自己是广东的一个城市呢？现在的深圳似
乎正在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令深圳自己很迷茫。因为，深圳得这样去表述：深圳
既是广东的一个城市，同时又是中国的特区。
中国一个省辖城市和中国的一个特区，在战略定位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任何一个城市的战略定位，都是根据资源、传统、地缘、环境等等来确定的。
如香港的定位，是自由港以及与自由港相联系的国际金融、贸易、旅游中心。比如
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它的定位就是赌城与娱乐城，正是这样单一、简单明了的定位
为它带来了声誉。
深圳给自己的城市定位是：区域经济中心、高科技城市、园林式花园式现代化国际
性城市、社会主义法治和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年
计划刚要》）
这个定位，高科技城市是核心，区域经济中心是地域界定，其它方面是补充。作为
定位复杂了些，但还是明晰的。深圳由加工贸易转变为以高科技作为支柱产业，同
时发展第三产业（金融、物流）这反映了目前深圳的产业状况。
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发展目标和定位与将要“存在50年的特区”有什幺联系吗？
没有。它只是一个普通城市的定位。（而且还仅仅是一种产业的战略定位）
这是深圳对自己二十年特区优势的抛弃。如果深圳在1980年一开始就以这样一个定
位出现，深圳还能是今天的深圳吗？
答案是，肯定不能。
这个定位与特区二十年敢闯敢试的传统联系不大，与深圳最重要的资源：移民也不
大匹配。与有所依赖一直是深圳地缘环境重要构成因素的香港，反而构成了一种竞
争。
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深圳以目前的定位发展下去，它可能就只能撤关变成广东的一
个城市而不再是中国的特区。深圳如果还要一直是中国的深圳，是中国的特区的话
，深圳就必须回到原来的定位——作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
深圳的决策者们和特区理论的研究者们其实正面临着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作为城市，经过二十年发展，深圳已经成熟成型，定位为一个高科技人文城市，作
为中国高速成长的城市之一，深圳需要的只是城市稳定发展的运营思维。
作为特区，深圳就必须继续改革、继续开放，继续扮演“试验场”与窗口的角色，
这同时意味着，他们还必须象特区最早的充满激情的开拓者们那样，冒改革的风险
，在目前已经稳定的基础上去第二次创业，去“再创优势”。
深圳目前似乎还没有进行选择。在中间道路上，深圳现在一边特区不特，铁丝网作
为标志，一边对经营城市充满热情，在两者之间，深圳的尴尬其实是一种犹豫而不
是被谁抛弃。
定位：“试验田”与“窗口”
为避免尴尬，深圳应该明白的回到特区的起点：是改革开放的“实验场”和“窗口
”。而且，深圳还应该大力宣传这一战略定位，并把它写入特区50年发展的纲要，
作为整个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核心。
深圳作为特区，可以大胆的试，勇敢的闯，没人会说什幺。（如我们前边所言，说
自己是一个城市，别人看深圳是暴发户，就召来口水。）因为这是中央赋予特区的
特权，这是特区特殊使命的要求。早在1992年，深圳在讨论“特区还要不要特”时
，有人就指出了特区应该特在四个方面，一是特殊的功能，二是特殊的政策，三是
特殊的体制，四是特殊的权力。现在读来，这观点仍有意义，作为试验场的窗口，
特区在“特”的方面还可以有很大的空间。
同时这一定位，也有效解决了特区作为城市的发展空间问题，一如我们所指出的那
样，深圳的作用不在于去与某个城市比GDP指标，比发展速度，而在于“以改革促
发展”的特区改革试验，只要这种实验一天不结束，深圳的创新活动也一天不能停
止，深圳二十年发展的事实证明，这种改革对城市发展的驱动力是惊人的。
（深圳如果要给自己作城市定位的话，应该侧重的是：做中国最好的、最富活力的
、最适合人生存的城市——这样的定位才是与“实验场”和“窗口”相吻合的）
重回传统定位并不容易，它需要政治智能，更需要勇气，也许，还需要当初袁庚等
早期拓荒者们创业时的激情。新时期，特区要“再创新优势”，意味着比特区刚创
业时还要冒更大的风险。
特区第一任市长吴南生，他谈起1979年邓小平讲的：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
杀出一条血路来，很激动的吴南生说：这就是特区由来！有人问他对邓小平说的血
路的理解，他说：‘血路’的意思就是很困难，很困难……
据说，袁庚在蛇口开始他的改革时说过“以晚年的政治生涯孤注一掷”的话。
深圳特区成立第六年时，第三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从北京调去深圳，他对家人说：
我是去上战场的，你们都不要去。
《中国特区启示录》的作者后来采访李灏，并请他谈小平提到的“血路”的看法，
李灏说：“小平同志是在打仗作比喻，我们所进行的每一项改革要遇到困难和阻力
……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有一定牺牲的，比如给你造个谣啦，给你扣个帽子
啦。我们改革者自己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有些非常好的人，某些方面稍有不慎
，就垮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牺牲…在改革的暴风雨里，什幺样的事不会出现？所
以对改革者来说，都要冒这种风险，而且不一定都是成功的，过去说改革者没有好
下场，这话不无道理。”
据说，李灏说这话时表情很平静。
深圳创造了很多全国第一，李灏任内，有两件事是象他说的那样，是冒风险的：一
是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请示没有批准，这个中心成立于1985年11月，
而国家外汇局的批准文件是1988年3月。另一件事是被称为违宪的土地拍卖。1987
年12月中国第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以525万元拍卖成交，此后，李灏去北京参加人
大会，有五六个省指责特区拍卖土地违法。1988年，宪法对第十条“任何组织或个
人不得侵犯、买卖、出租或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进行了修改。
对特区来讲，这已经是历史了。
对现在的特区来说，历史既是传统，又是一种要求。作为试验场和窗口，特区的历
史一直充满新鲜，实际上，一直充满了创业者开拓的激情和勇气。
现在的深圳，能够唤起这样的勇气与激情吗？
B：创新能够走多远
在特区20年的市场体制改革得到肯定后，中央对特区的历史使命已经作出了调整，
那就是制度创新。
体制创新与制度创新，一字之差，改变的将是整个特区的命运。
一只看不见的手
中国的改革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的基本走向，就是
由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并成为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主体。
毫无疑问，这一切均源自特区。
学者们认为，深圳作为试验场目前最大的贡献，是建立了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
深圳把建设的市场经济框架归结为十大体系：公有制为主，各种经济公平竞争的所
有制体系；国有资产管理、营运体系；市场为基础的价格体系；生产要素市场构成
的市场体系；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核算会计体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分配体系、经
济管理调控体系、法规体系等。
由深圳开始的这场经济体系变更正走向全国，而对深圳来说，这种计划经济的转向
和改革已趋结束，深圳由市场建立起来的市场运作体系已经越来越成熟，我们在前
边讲到了深圳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但我们也知道，即便深圳的市场或经济结构调整
遇到什幺问题，它也只能通过市场来解决。
在西方，市场经济其实就是自由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
置，西方自由经济发展因为主张政府的无干预，其间曾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
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顽症根本无法解决，事实上，频繁的
经济危机确实差点毁掉了这种完全无政府放任状态的自由经济。西方经济学家凯恩
斯在主张国家宏观干预的调控中找到了解决这一顽疾的方法，截止目前，这种方法
看来是有效的。
深圳灵活地转型并过渡到以高科技为主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体现了政府的前瞻性
和机制的活力，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及香港的不景气中深圳仍然保持高速的经济增
长。这从一个方面证明，深圳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趋成熟，同时也证明
，深圳无论再怎样的提到机制创新，实际上，这种创新的空间是非常小的，或者换
一种说法，深圳只能是象西方学者指出的方式那样：只能去用市场经济手段去调控
它而不可能去创新它。
一方面，作为开拓创新特区精神的继承者，深圳不能不提出创新，不能不创新，另
一方面，就市场经济体制而言，“看不见的手”已经发挥作用，深圳实际上是不可
能有什幺创新的了。
南派国企的危机证明着深圳体制的创新已到了一个临界点。
深圳市场经济所有制构成中，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占深圳市场经济相当份额（最
高时外资曾占半臂江山）的外商投资得到了迅猛发展，政府在对这个部分所有制企
业的管理中表现出高超的水准。但在占深圳经济主要构成的国有资产的改革中却未
有多少见树，或者说效果一直不是很理想。
为什幺？深圳不是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了吗？深圳的承包制、股份制、金田模
式、达声模式、南玻模式等等，不是轰动一时吗？
下边一组对比的数据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从特区成立截止1992年，在特区仍有优惠政策扶持时，国有资产年均递增61.6%，
净资产年均递增53.9%，实现利润年递增53.9%，1993年，商贸企业销售收增长
100.9%。
1992年—2001年，深圳国资局管理的建设商贸、投资控股，总资产、净资产收益利
润各项指标增长缓慢。低于深圳经济的平均增长，大约在10%左右。其中投资控股
2000年是亏损。
从50%以上的增长回缩到10%左右的增长，除说明特殊政策没有后国企应对无措外，
从反面证明着深圳经济体制创新的已走到了尽头。
国企的深圳之痒
2003年2月，深圳召开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国有企业要大胆突破。其主要
内容为：在资产上进行重组或者退出，从管理上转变职能和治理结构以及用国有净
资产安置富余员工等。
这些举措看起来很有操作性，实际上并无多少实质性意义。
比如管理上转变职能一项，提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国资管理部门强化监管职能，
第二层次资产经营公司搞好产权管理和资本运营，第三层次集团公司搞好具体生产
经营。深圳的国有资产结构是这样的：政府下边是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管理局下
辖投资控股、建设控股和商贸控股，三个控股公司各自下辖本系统的集团公司。
明白了这种结构就知道所谓的三层次及职能并没有什幺实质性转变，管理上照样层
次重迭。所有国营企业经年累积的各类问题在这种结构上不可能得到解决。
在深圳经济体制的建设中，深圳国有企业应该是最为头痛（至少是最为劳神）的问
题。政府下发了一个主要文件，11个配套文件的“1+11”方案，同时，政府公开把
国有企业拿出来让外资进入和购买，。但到目前为止，深圳国企中盈利的
50%--60%是能源、盐田港、机场、公交、燃气、水务等几家政府垄断性的基础设施
和公用事业企业创造的，其它占国企90%的企业只创造了40%的利润。这40%中还有
不少是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取得的。
深圳一方面感受着外资、民营企业在自己创建并成熟的市场机制中收获的快乐，一
方面清清楚楚的看着非市场机制的国企磕磕绊绊在市场中耗损，明明知道怎幺做但
却怎幺都做不到，深圳有时候很无奈。
国企带来的，就是这样的无奈。
这只是表面的现象。
深圳国企昭示的问题在于：深圳单靠市场机制的创新已解决不了国企的顽疾，国企
的问题触及到的不是市场机制而是行政体制，它是行政机制（或是叫政治体制）的
问题而非市场问题。
客观地讲，深圳市政府已经证明了他们在管理调控市场经济方面的优异，他们无需
再证明什幺，如果在国企改革上却永远遇到“太极推手”一样的消耗战，他们要证
明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苦心热肠”。
深圳这些年累积的问题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发展中的问题。二十年的超常
规发展使深圳累积了许多问题，来不及消化的便成为‘成长综合症’；二是特区不
特后的历史遗留问题，就象一付特殊的中药，药效消化了，留下的是‘药渣’。
但这些其实还是较为表层的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是：深圳作为城市而存在和发展着
，渐渐忘掉了自己特区的身份，现在，不是特区还特不特的问题，而是特区还要不
要以特区的心态和特区的方式去发展的问题。国企以及相联系的诸项改革如果没有
重新开辟“试验场”的勇气，从整个制度上做大手术的话，可能会成为永远的“深
圳之痒”。
据说，成为富豪的人都有一项可贵的素质就是敢于冒险，同时，这些人还有个特点
是创业成功之后普遍都不敢冒险。因为在他们创业之初，冒险失败的话，他们大不
了还穷光蛋一个，但当他们有了身份，如果失败，他们可能输掉所有。
现在的深圳如果冒险，会失去什幺呢？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一字之差的意义
北京并没有忘记特区。
十五大时对特区有过论述，有一段话，中心议题是要求特区体制创新。十六大时对
特区的论述只有一句话，但意义深远：要求特区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就是要特区在经济体制发展成熟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行政治体制
的创新，换言之，特区完全可以大胆地探索一条中国行政结构模式改革的道路来，
它既符合经济发展，同时又是一种高效率的行政管理模式。
体制创新到制度创新，一字之差，改变的将是整个特区的命运。
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它的政府机制还是与内地一样，仍然是沿
袭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几十年不变的部门设置和大致框架。
深圳对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一直也都在进行。1998年，深圳率先对政府审批制度进
行改革，这一年，深圳政府部门的审批事项从737项减少为311项，校准事项从371
项减少为320项。跟着，深圳又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口号，对政府部门进行
调整，但总的框架与国内一般城市相比并未多少大的变化和突破。
有两件事，不具有代表意义但让人沉思：一是深圳咪表管理的混乱。当媒体对这一
混乱的管理报道时，咪表单位的主要领导不知上级主管单位是哪里，最后找到的主
管单位竟然是财政局；一是刚刚发生的公共汽车故事。驶往关外龙岗去的大巴因为
超载，被交警拦截，车辆不许走，公交公司的分流汽车又不来，或来了已挤满人。
九点钟车被拦，有些乘客回到龙岗去已是12点钟。说交警没有人性执法，交警没有
拦截错误，公交公司也有理，没有车派，没有办法倒霉的只能是乘客了。
一座现代化城市的管理与执法不能去从小事上去找毛病。但小事很容易让人牵强的
想到拿来解释一些大事，比如国企改革。
为什幺深圳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国企操作层面的改革无论如何努力
，它所依附的行政体制架构这一根基没有改变，它所涉及到的权力、利益以及所有
权的模糊都必将带来效率的低下，这不是下发“1+11”“1+12”文件所能够解决的
。
我们之所以说到深圳的体制创新能力达到极限，就是指这种一直没有从结构上进行
改变的行政体系的僵化。它其实已经成为深圳经济改革更进一步的束缚。说严重点
，他已经使深圳不再象特区。
深圳的经济迅猛发展，而管理这一高速奔驰的经济列车的站台系统、调度系统却是
从几十年没有改变过组织结构沿袭下来的，深圳不断修修补补或调整它，但效率的
低下，权力的腐败却总是难以避免。在高速经济发展的映衬下，国企的效率、主要
权力部门管理人员腐败速度之快都显得是那样触目惊心。
任何一个执政党，在管理政权的时候追求的首要目标便是效率，同时，最大社会效
率的实现反过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提高社会效率的
一种改革，正是二十年来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一点，才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主义
阵营危机时稳定度过，同时这种坚持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和尊重
。
那幺，当经济的改革遇到政体结构的阻碍时，正如马克思哲学常常提到的那样，生
产力、经济基础遇到上层建筑阻碍时，改革之，使它适应生产力需要便是一种必然
。执政党需要明白的是，它要改变的不是执政党，不是执政党的性质路线原则，而
是执政党政权的组织结构形式，改变它管理社会时的行政管理结构模式，其目的自
然就是以管理的高效率带来整个社会生产力的高效率。
这种改变是一种理性而科学的选择。
其实，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结构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上任，美
国联邦的松散及自由使政权几乎瘫痪。华盛顿设立国务卿、设立许多宪章中并没有
提到机构来管理联邦，它没有改变的是宪章的原则及精神，正因为如此，华盛顿成
为了美国的国父。
社会主义的政权结构模式是由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而演变而来的，苏联已经解体，
中国改变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代之于市场化，但中国的行政组织结构却一直没
有改变，在许多人以为，如果改变这样结构模式就是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就改变国
体性质，就是没有做到“四个坚持”，这种浅识的认识就象深圳引进市场经济机制
时，有人大呼是姓社还是姓资一样。
这也许是这些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雷声大、雨点小的直接原因。
深圳是经济特区。许多学者一直写文章在提示这一点。而且，在一些学者的理论中
存在着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他们呼吁深圳继续创新、大胆创新，一方面又说深圳
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似乎深圳的创新只能在经济领域里进行，超出范围就
是超出了改革的极限。在经济特区的光环下，深圳的制度改革能够走多远呢？
深圳还是试验场
李灏是京官，他到深圳上任时，与国务院主要领导谈话，他问：“深圳还是不是改
革开放的试验场？”
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就又说：“如果还是试验田，那我的权力可就大了，我就
可以突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了呀！”领导又点头。
李灏紧追不舍：“如果是这样，是否可以把你的话向国家体改委传达一下。领导再
次点头。
引这个故事，不似是说这个京官有政治智慧，而是他准确而清晰地定位意识。
特区要不要存在50年以及特区不特之后的走向，其实完全取决于特区的战略定位，
特区制度的创新也离不开这一定位。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二十年来，人们在文件、指导方针或规
划中不一定每次都能找到它，但其实，这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也是人们概括
深圳特区时用得最多的一句话，
这是中国上至高层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心目中对深圳的定位。
实际上尽管这些年深圳热衷于给城市定位，但这一战略定位并没有从人们的思维模
式中淡出。每位来深视察的中央领导、每任深圳的父母官，在他们的讲话中总要提
到这句话，这句话其实已经是深圳的通用商标，唤起的是深圳永不衰竭的创新与开
拓精神。
“试验场”“窗口”与“开拓、创新”是这一战略定位的核心和全部内涵。
深圳目前创新能力的缺乏，不是别的原因，而是这种战略定位的自我迷失。特区如
果不是试验场和窗口，所提到的创新就没有了根基和依据，就只能成为一句空洞的
口号。
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现实，一方面深圳整天在宣传创新，把创新定为深圳
精神，另一方面深圳这些年没有多少值得自豪的创新引起国人的注目。深圳正越来
越变得平庸，越来越象一个内地的城市一样缺乏激情，缺乏活力和改革的勇气。
对深圳来讲，现在最大的压力应该是创新的压力，而不是担心国民生产总值是否被
苏州或其它区域超过的压力。
深圳的学者袁晓江研究员指出：深圳特区现在已是一座现代化大城市，仅有经济领
域的创新已远远不能适应深圳的发展。因此，十六大要求经济特区制度创新、决不
是偶然的，是有深刻含义的。制度创新要求创新更加全面和系统，要求创新更加具
体和深入。
北京召开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刚刚结束，会议上，深化行政管理体
制和机构改革，被确定为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客观需要。会议决议的题目是：《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
见》。
对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试验场的深圳，这是机遇还是挑战呢？
深圳特区能够重新唤起全国的注目，能够再一次引领整个中国改革步迈吗？
第二章
特区定位与品牌
深圳是有可能找不到自己的。如果深圳放弃自己作为特区的定位，以一个城市、一
个国内普通城市的面孔出现的话。
在经济活动中，政府的职能是提高经济效率，改善
收入分配，通过实现调控稳定经济等，政府职能在经济活动中能够顺利实施的话，
表明政府是高效的，政府的机制是优化的。深圳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问题表明：政府
在经济体制改革达到临界点时，未能够解决政府的效率问题。换言之，深圳没有继
续敢闯敢试作试验和窗口，没有顺利的做到体制转型。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是特区没有危机意识和创新，而是定位出现了误区。深圳以
经营城市的热情替换了特区的定位，它不再大张旗鼓张扬自己是一个特区。
这种替换带来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深圳特区”这一品牌的基础
，使“开拓、创新”的特区精神变成了一种口号标识，同时，特区发展陷入到了两
难选择的矛盾中。
对深圳来说，这种战略定位的回归决定着深圳的未来
早些年，就城市的见报率而言，深圳应该是最高的。
深圳也因为自己的成功，确立了自己敢于创新的品牌，伴随着“一夜城”“深圳速
度”等美誉，深圳成为了中国特区的代名词，成为了改革开放的象征。
这是深圳作为特区的巨大财富。这是深圳不应该忽视的财富。
许多投资、外国财团因此而蜂拥深圳。许多不满现状的移民因此甘冒风险投奔深圳
。
但现在，这个著名的特区品牌经受着考验。
A：品牌，被忽略的财富
深圳企业外迁、人才流失
——在种种现象的背后，是信任与忠诚的矛盾。
深圳是一个品牌
与国内其它城市比，很快拥有的知名度、耀眼的光环，使深圳一下子成为了城市中
的明星。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代表着开放的中国的新形象。
深圳，首先是中国对外打出的一个品牌，这从国家领导人频繁到深圳视察就可以明
白。在深圳，你能随处看到国家领导人的题词。1994年时，来自湖北的一位研究生
，以《光辉的足迹》为书名专门向国家领导人视察过的企业拉赞助，据说短短的几
个月，就拉到了近三百万元，这位研究生一夜暴富。连工作都辞了。
的确，到深圳采访，你能处处感受到国家领导人对这个城市的关注，这在其它城市
是很难看到的。国家领导人关注的是深圳的窗口作用、示范作用：对外，深圳代表
着中国的进步及开放的成就，对内，深圳示范着改革开放的成果。
从特区创办开始，深圳就一直是中国城市中的明星，吸引了全中国人的注目。
作为一个城市深圳具有很高的品牌知名度，而特区的定位，也使深圳人以及百万闯
深圳的人都知道特区是干什幺的：这是一个试验场，它鼓励开拓、创新、冒险，它
讲究效率并且现实。这些精神是这座城市对自己的要求和承诺。
深圳应该说是较早具有品牌意识的，你到国内其它城市比如北京、广州、南京，你
能准确说出它的城市精神是什幺吗？在深圳，你却很容易感受到，而且它不是标语
口号式的，是实实在在从深圳的历史、发展中提炼出来的。
从品牌角度讲，深圳人自己接受、认可的这种城市精神，是这座城市品牌承诺的重
要组成。既然自己来到特区，那幺就必须接受这座城市开拓、创新、冒险的精神，
许多特区的后来者都明白，只有接受这些并融合在其中，他们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深
圳人。
围绕深圳的许多故事，强化了深圳作为品牌的知名度，这些故事伴随着深圳的名字
传遍了大江南北。比如蛇口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比如深圳
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比如最早响应政府号召买股票后来暴富的股票示范效应；
比如邓小平南巡讲话由深圳开始掀起的改革的深化；比如许多人闯深圳白手起家的
传奇等等。
这些成为深圳品牌创新活力的证明，同时深圳这座城市的传奇故事沉积为历史和传
统，对这座城市的品牌又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从城市品牌运营的角度分析：深圳已经构建了一个城市品牌所具有的品牌体系：
它有品牌核心定位：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
它有品牌承诺：开拓、创新、冒险、务实的深圳精神。
它有一系列国人熟知的品牌故事。
它有自己的品牌标志“孺子牛”（深圳人更喜欢叫它拓荒牛）形象。
这一切使深圳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同时，随着深圳二十年的迅猛发展，它也有了极
高的品牌美誉度，应该说，在城市品牌运营方面，深圳走在了许多城市的前面——
虽然很多时候，深圳并无这方面的自觉意识。
现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因为深圳在特区战略定位上的晃摆、因为深圳缺乏自觉的
品牌建设意识，深圳的品牌形象正在受到影响。品牌是系统工程，是一套建立在人
们心目的评价系统，如果人们在自己评价系统中判断深圳停滞了、平庸了，或只是
一个一般化的普通城市，这对深圳未来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它带来的直接
效应是人们不再对这个城市忠诚，在深层意识的评价中，人们不再认可它，并引发
心理和行为的背离。
这是深圳现在围绕品牌，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品牌效应丧失了吗？
深圳是整个中国的试验场、窗口城市，这是深圳这座城市的品牌定位。
深圳定位自己是高科技城市也好，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也好，生态花园城市也好，如
果抛开这一核心定位，深圳的定位就会模糊。深圳定位自己是高科技城市并得到了
很好的发展，其实正是高科技行业所要求的创新与深圳核心定位产生契合的结果。
有些观点认为，深圳高科技行业的发展迅速，证明了深圳高科技城市定位的正确，
其实，高科技产业发展证明的还有另一点，这个城市品牌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创新，
正是因为城市定位与它的核心定位价值观二者之间的契合，才带来了深圳的活力。
现在的深圳，在全国纷纷走向市场化后，没有再能找到热点和引领时代潮流，没有
从
经济体制改革上顺利突破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上来。深圳没有停滞，但它也没有更多
的创举，
所以，现在真正严重威胁到深圳发展的，是它正渐渐开始失去自己的品牌号召力和
影响力。
作为一个优异的品牌，20年来，它曾经唤起了整个中国压抑了许多年的创新的激情
，它曾经激动和滋生了这个民族冒险的渴望、冲破旧体制的勇气，但现在，深圳似
乎放弃了这一被人认可的优势，放弃了自己这一核心的竞争能力，深圳正在渐渐地
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深圳的品牌效应正在弱化。
这种弱化带来的是目前人们对深圳的指责和网上连续不断的口水，而它的对深圳的
影响则是具体可感的：
一是深圳投资环境、政策环境的停滞和趋于保守。当深圳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个普
通城市，不再象一个特区那样去创新、大胆的闯、勇敢的试，那幺它即是没有停滞
也会带来负效应。表面看，有些外商投资不再是深圳、有些深圳企业外迁或是业务
分流，似乎是因为成本问题、优惠政策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深圳创新缺乏无法拓展
出更多的空间、无法营造出宽松的环境，它带来的是整个城市氛围的改变：它已经
不能用日新月异的改变唤起人们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在特区刚创立时，在92年邓小
平南巡讲话时，鼓舞着多少企业、多少英才、蜂拥而进深圳。
对品牌的信任、热爱才能带来对品牌的拥戴、忠诚。
在人们指责深圳企业外迁等等的背后，是信任与忠诚的矛盾。
二是深圳的“人才东南飞”，其实现在不仅是东南飞，是少有南来飞，现在到深圳
人才市场招聘，与94、95年到人才市场树立招兵旗相比，到深圳人才市场招聘过的
人都知道，那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曾任《深圳青年》主编的王京生在《深圳青年》上写了一句经典的话：这里的握手
比较有力，这里的微笑比较持久。对过去许多闯深圳的人来说，这也是他们来闯深
圳的感觉。
深圳很艰苦、深圳竞争很激烈，但那时候只要能在深圳呆下来，生存下来都会觉得
这里的握手与微笑的不同凡响。在《特区启示录》一书中，我们看到了王京生另一
个与之有一定联系的观点，他说：最早闯特区的一批人都是非常优秀的人物。他引
用袁庚的话：多是“有识之士、有志之士”。
深圳过去的确仅仅因为品牌的知名度，因为品牌的内在精神，因为特区是窗口和试
验田，因为这座城市领先全国的机制，吸引了无数的优秀移民，正是因为有无数优
秀的人才，才有了今日深圳的辉煌。
我们讲过，品牌其实是一套评价体系，是建立在人们心目中的评价体系，今天的人
们心目中怎样评价深圳，其实决定着他们现在及未来的选择。从深层次角度讲，人
才问题涉及到的便正是对品牌的忠诚与信任。
深圳作为品牌，正经受着真正的考验与选择。
深圳如何从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过渡上升到品牌的忠诚度，唯一要做的是激活
这一品牌的内在精神，张扬出品牌的创新力量。
从品牌运营的角度，深圳也面临着进一步创新的选择——逼近行政体制结构的改革
，激发制度活力。从新唤起整个城市的改革激情和氛围。
据说，深圳现在主张在宣传上低调，其实，宣传深圳而不是宣传个人，不存在低调
与高调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于：在新世纪，深圳怎样继续创品牌而不是保品牌。
单凭行政的手段和方法、单凭“外科手术”式的修修补补是难以维系品牌的忠诚的
。
B：滞后的人文建设
生活在一个著名的城市是一种荣誉
人口的难题
与深圳的品牌建设相联系的是它的人们问题。
深圳最开始是个边陲小镇，只有3万余人，整个特区（含宝安县）在建立经济特区
前人口只有33万。2000年11月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点人口深圳已经超过700万。
有两个数据是需要注意的。一是深圳原居民数特区成立前30多万，2000年深圳常住
人口达460万，这表明深圳90%以上的人口是外来移民；一是深圳的户籍人口。深圳
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132万，如果以流动人口700万计算，深圳非户籍人口占人口
总数的82。6%。
二十年来，没有哪个城市象深圳这样人口高密度的涌入，人口的快速膨胀使深圳一
直处于接纳、安顿新移民的状态，整个城市象一个流动的营地。
深圳早期的莲花山安置区，冬瓜岭安置区以及出租屋密集的岗厦，巴登等村，一直
被治安问题、环境问题所困绕。深圳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严重倒置，在全国大
中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特区中，厦门、汕头基本是以本地居民为主，海南
与珠海移民数量也不少，但象深圳这样高比例的移民则是中国迁代人口迁移史的一
个特例。
深圳学者王晓华这样划分深圳的人口结构：
1）本地人群落：主要居住在原来的“村”中，经济来源主要是房屋出租，股份公
司分红等。他们受惠于开放政策，不用面对外来人口的艰难创业，富裕的生活使很
多人失去了生活的坐标，很多家庭没有人工作，打麻将和饮茶浪费了他们的主要时
光。他们正在社会的高速发展中逐渐走向边缘化。
2）户籍移民群落：户籍移民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各类人才。学
历是深圳最主要的准入条件，因此较高的教育程度是他们进入深圳的资本，户籍移
民主要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及企业管理层，他们工作相对比较稳定，生活环境优
越，享受深圳良好的福利及完善的社会保障。
3）非户籍人口群体：到2000年，居住一年以上的暂住人口308.01万，占深圳总人
口的71。14%，实际数量如包含宝安、龙岗三来一补企业外来工可能更多。外来劳
务工是深圳人口的主体，但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属于资源匮乏的群体，
几乎没有机会进入法规的制定、执行单位以及政府职能部门，他们是真正的被管理
群体，是各种社会被动规则的接受者。2000年移民生活调查显示：有59%的非户籍
人口认为自己在心理上不属于深圳，他们成为社会体制与文化体制的“边缘人”。
这种在国内属于特例的人口结构，对深圳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首先，它缺乏稳定的、在人口数量和社会参与各方面都是主体的强大的中间阶层，
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这种人口倒置不是一件好事情，它也使城市规划包括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教育投入等只能“雾里看花”。
其次，大量人口在深圳挣钱却不在深圳消费，无形中制约了深圳第三产业的发展。
同时，这种人口结构的失衡，尤其是非户籍人口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对
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责任感，缺少了形成契约化社会所需要的基础，为深圳新社会规
则的建立和实施带来了困难、与深圳的品牌所要求的忠诚产生着矛盾。
应该看到，深圳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是深圳作为特区超常规发展的结果，是城市发
展的阶段性人口现实，在城市形态趋于稳定后，深圳必须调整自己的人口政策使之
趋于合理。全国各地的户籍开放力度加大，城乡界限正在打破，在人口流动越来越
成为现实，国内其它城市吸引力加大的情况下，深圳的人口结构面临着新的考验。
文化的融合与再生
与人口问题相伴的是深圳的移民社会特征。
深圳具有典型的移民文化特征，一是客强主弱。其人口90%是来自外地的移民，另
一个特征是人口的高度流动，据说，在94—96年，每天单从深圳火车站进出的人口
就有三万多人。早些年，深圳过年时，整个城市几乎成为空城，除回去过年度假的
人以外，也有很多人从此就告别了深圳。
除了移民文化中冒险、拼搏、开拓、进取这一显着特征属于在深圳生存的人们共同
财富外，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许多深圳人在心理上并不认可自己属于深圳。深
圳人见面爱问“你是哪里人？”得到的回答几乎没有说自己是深圳的。哪怕实际这
人已经加入了深圳籍，他仍会回答：我是江西、湖南、四川……等等。
深圳这座城市在稳定之后开始经常提到文化，深圳不少人对早些年人们称深圳是“
文化沙漠”很反感，但实际上，不是“文化沙漠”的深圳到目前为止并未形成自己
的主流文化特征和文化氛围。
深圳学者提到最多的是深圳的移民文化特征：比如开拓、冒险、创新，对移民来说
这是必须具备的素质；比如具有开放性，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相互交流融合；多元的
兼容性：挣钱、搞文化、干事业、玩股票互不干预；比如具有抛弃旧有行为模式与
观念的先导性特征等。
除了移民文化，对深圳影响最大还是香港的商业文化。
深圳的创业阶段，香港电视全方位的覆盖着深圳，大量香港的三来一补企业及投资
既带来了新机制，也带来了浓郁的香港商业文化特征：比如重实利、轻清谈；比如
讲商业契约、诚信和生活的快节奏；比如服务意识强等。
对深圳文化造成影响的还有青年文化、传统文化及岭南文化。
深圳常住人口（含户籍人口及有暂住证的人口）平均年龄只有28.68岁,暂住人口平
均年龄更低,只有26.61岁。远远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人口的平均年龄。这使深圳具有
很强的青年文化物征，比如喜欢工作时拼命工作，享受时也很投入的享乐观；比如
婚姻情感问题和困惑特别多；比如青年人怀才不遇、不满现状而带来的创业冲动以
及跳槽频繁等。
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深圳似乎不很明显，但实际上，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心理不是轻
易容易摆脱的：比如官本位的中国传统政体构架在深圳依然突出，深圳的官员除了
应对商品经济诱惑外，在体系内感受到的官场耗损与内地官员并无太大差别，与已
经市场化具有较强自主意识的许多深圳人相比，他们仍是较多感受着传统文化压力
的一个群体，当然，许多人在行使权力时的等级优越感和权力意识仍然突出。与之
没有太多联系的是深圳人继承传统文化“孝”道的突出，这从深圳许多住宅区优闲
的老人们身上可以得到印正。
当然，对深圳形成影响的较重还是务实内敛、“知难行易”的岭南地域文化。相对
封闭在岭南，使这个地域的人们较少重视权威、有反传统的基因，对北方文化的条
条框框不是很喜欢琢磨遵从，同时又环绕开放的海岸线，容易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
及冲击，先干后识，摸石头过河的试验精神较强。
文化其实很大程度受制于环境的影响。广东四季几乎一致的气候使岭南人情绪较少
起伏，稳定内敛，同时气温较高对人体能量耗损加大，使岭南人做事讲究实效不花
哨且有耐性，这种气候环境对深圳今后的文化形成应该也会带来影响。
在这些多种文化的影响及相互交融中，深圳文化特征究竟是什幺？
或者换言之，深圳已经形成一种多文化共融后的特色了吗？就目前而言，没有。
真正在深圳生活的人其实能够感受到这其中的剥离：土著及广东人其实更多受岭南
文化影响；深圳劳务工及大部分暂住人口其实受青年文化及移民早期创业冒险的困
扰；深圳的商业、娱乐业、服务业更多受香港商业信用文化影响；深圳户籍人口则
是在力争摆脱传统文化的负面性，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对以上种种文化形式进
行着重塑的努力，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文化精神。深圳的文化工作者、文化研究工
作者多属这个群体。但因为它们这种生活方式、价值观不具有能够给还于民间的复
制能力，或者说它没有能够与并不稳定的占城市主要构成的劳务工群体形成契合，
所以，它不具有榜样力量，也没有引导力量，也只能是一种阶层的文化而不是主流
文化。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氛围，不是标签和摆设，在北京我们能感受到“大红墙”京味，
在上海，海派的气氛让人怀旧，深圳呢？人们印象就是节奏快，节奏快是文化的组
成，但严格地讲，它不是文化。
深圳目前的文化缺乏一种结构，缺乏一种能够融合各种文化合力的结构。
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深圳的品牌除了核心价值外，缺乏更为宽泛和富有包容性的
内容，围绕着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系统难以建立起来，削弱了品牌文化的厚度。
我们以为，这种结构只有伴随行政结构、政治体制真正改革才能够完成，这种结构
只有深圳找到了解决目前城市人口多层结构的方法后才能够实现，这种结构必须以
更加坚决的改革开放态度，以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博大人文关怀，
以由民间自发、政府引导的文化载体的建设以及深圳主流各阶层富于凝聚力的共同
参与才能够实现。
而这些，恰恰是深圳近几年来最为缺乏的。深圳在完成了自己的城市经济形态后，
停滞和徘徊了，它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成熟被严重的滞后了。
人才与户籍的困扰
在与北京两会同步召开的深圳政协会议上，政协提案委员们以提案建议：深圳允许
在关内买房的非户籍人口能够入户深圳。
据悉，政协委员以提案的方式，建议放开购房入户问题在历届政协会上还是第一次
。
在深圳，非户籍购房人口很多，据统计已达几十万人。深圳房价不扉，能够在深圳
购房安居，至少表明这些人在深圳经济生活中已处于较为稳定的阶层，但深圳在关
外试行购房入户后，并没有为关内购房入户者提供任何希望。
在深圳的媒体上，这条新闻的下边，政府官员代表——来自这项政策会不会实施的
执行机构国土局有关人士就表示：深圳土地资源减少，经济建设重心已由传统房地
产业转向高科技等，购房入户政策不宜推行。
放开具体政策优劣、对错不论，这条新闻其实代表了深圳在户籍政策上的态度及其
所承受的困扰和压力。
深圳只有刚在创办特区时才破例放开过户籍，那时候，深圳组织部长受当时市长梁
湘委托去广州招干部，结果预定了几百人的指标只招来了几个人，惹得梁湘非常恼
火骂人。后来深圳人去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大量招聘，在武汉，前去应聘
的干部问道：“深圳在哪儿？”
深圳甚至一下子解决了几万工程兵及其家属的户籍，在军队与地方的历史上都创造
了国内第一。
但是,这已是为屈指可数的历史了.。其后，调进深圳就难上加难，96年之前，深圳
人只要一谈起调动就头都大了，每个人都能讲出一罗筐周折故事来，而且辛酸居多
，夸张者会形容到为户口简直要剥去一层皮。深圳调动要求学历非常严格，而且还
要考试，有些年，考试的内容还非常难，除毕业生分配及特招外，深圳从外地调进
的户籍人口竞争指标开始就是一场中型的战争。
深圳的改革一触及到行政体制与结构就会停滞与退让，购房入户可以算作一个例证
。
深圳缺不缺人才？现在依然缺，但企业人才与政府的运作关系上，毕竟不直接，在
一段时间内深圳也认为能够压住,所以政策上也重视不够。深圳出现的“孔雀东南
飞”现象中，有相当多的部分就是被困于户籍制度，但如我们前边所言，深圳户籍
政策已经导致人口结构、人文建设的滞后，并为此而饱受困扰。
在户籍政策上，深圳一直是修修补补，未触及体制的根本,深圳的户籍制度就象一
堵高高的围墙。情势逼迫之下,深圳有时候还是做出了一些颇有创意的举动,但依然
步履蹒跚.
2003年2月，深圳颁发了《深圳出国留学人员居住证管理办法》，首创了一种叫“
深圳居住证”的证件，持有这种证件的人，户口不迁、关系不转但可以享受诸如子
女入学、社会保险、住房、车牌驾照等一切方面的户籍人口待遇。
深圳媒体称这种证件叫“深圳绿卡”。
对许多在深圳工作生活甚至购房的人来说，他们是否有希望得到这样的“深圳绿卡
”呢？或者，深圳能否以“深圳绿卡”形式在国内的户籍制度上撕开一个缺口呢。
深圳这些年加大了户籍人口的调进力度，从企业人事立户到纳税调人，从严格重点
大学学历到有所松动，并提出了增调技工、放宽非公有制企业集体户口等措施，据
媒体报道，深圳户籍人口要达到200万人。至2005年，深圳每年大约要调进15万人
。
200万人户籍人口与308万的暂住人口，非户籍比例仍然是高达60%。
有学者指出：合理的人口结构需要各个阶层都有相对稳定的人口。一个城市具备了
良性运行的合理人口结构，各部分人口相互依存，并对城市具有深厚的感情，它也
就具备了建立契约经社会所需要的市民社会的基础。
对深圳而言，建立一个没有等级、没有歧视、有共同愿望的人文环境，走出结构性
的群体隔阂及文化整合的困境，户籍制度的解决也许不是根本问题，但至少是关键
问题。
中国执行了几十年，将人口固定在某一块地方的户籍制度在国内已经松动，作为特
区，肩负着试验重任的深圳，应该有勇气、有魄力去探索一条中国户籍改革的新路
，如此，对深圳，对整个中国都是一件幸事。
就深圳的品牌建设而言，滞后的人文环境建设，带来的也是不利的影响，因为，它
容易动摇人们围绕核心价值观而建立起来的品牌认同，松散的品牌忠诚度带来的不
仅是背离，还有指责和抛弃。
第三章
未来深圳的几种选择
未来的深圳面临着几种选择：一、以城市定位为主，作为一个城市与其它城市竞争
，做珠江三角洲区域中心城市；二、在中央支持下，与香港一体成为大保税区，继
续拥有特区的特权，继续试验；三、重回特区的战略定位，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仍
旧充当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实验场。在完成市场经济机制改革后，开始政治
体制的深度改革和实验。
深圳没有被谁抛弃，但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几种定位之间，深圳必须明确地做出自
己的选择。
A：区域中心城市的梦想
在广州和香港之间，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带，深圳因为年轻所以梦想。
三角洲的位置与机遇
2002年10月，首届珠江三角洲经济论坛在东莞举行。国内一此著名专家如萧灼基、
童大林等到会演讲，就区域发展战略，会议为三角洲开出的药方是：打造大珠三角
，以广州、香港、澳门构成三角，广州是几何中心，香港是为亚洲服务中心；建设
世界工厂；物流打通粤港板块及培育投融资软环境等。
翻阅有关珠三角的经济合作的资料，你会发现，在广东提到珠三角的经济时，广州
是珠三角的中心，深圳在定位自己是区域中心城市时，就如我们前边讲到的那样：
广州并没有谦让，它的定位更为大气和霸气。合作与竞争总是并存的，而且，以广
州是珠三角政治中心这一优势，深圳怕是难以撼动广州的华南中心地位。
深圳与香港联系密切，深圳早期的加工业、现在的房地产业均有港人的功劳。深港
合作这一话题是深圳这些年谈论最多的话题，但实际上，香港更希望是深港经济融
合而不是合作。换言之，在香港经济现在仍显得低迷的情况下，香港更多考虑的是
“吃鸡”：如何依托珠江三角洲重振香港而不是为珠三角走向海外提供跳板。
香港关注的重点与深圳并不一样，比如，香港希望在一年内实现粤居民凭身份证可
以进出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香港希望籍此成为“华南的巴黎”。而深圳的希望“
两地优势结合起来招商，其吸引力必大大增加”。
深圳认为香港不必为建立深港经济区担心，区域经济是分工合作的统一体，深港经
济区在赢得外来投资后，可以将生产基地放在成本较低的深圳，而管理及融资机构
则放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香港，这样，深港双方都受益。
实际上，市场经济最大的机制优势是市场选择，对国外资本来说，如进入中国、进
入深圳，无论是机构还是工厂，总会选择成本较低的一方。所以，目前深圳希望推
进的海港、空运、物流业、金融业、旅游业的合作，也仍应该寄托希望于市场的力
量和相信市场的力量。
国内学者上海社科院教授王贻志认为：就中国现在最有发展潜力的两个地区长江三
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而言，香港应该是珠江三角的核心，而且领先上海。珠江三角作
为外贸和外资依存度最高的地区，把拥有完善金融体系和制度的香港作为核心城市
，是珠江三角能够领先于长江三角的保证。
中国人民大学中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泰岩教授在接受深圳媒体采访时也认
为：深港合作，深圳要有共赢理念，而且要对深圳和香港准确定位。香港是国际金
融中心、国际商贸中心、国际信息中心，深圳则应该参与到香港经济的分工体系中
，以香港经济为龙头，而把深圳经济作为龙身，为香港经济做全方位服务，以完善
香港经济的功能。在与大珠江三角的融合中，深圳利用区位优势，则要做“针眼”
，周边地区各城市像是要密密麻麻的线，深圳要做的是搭建一个融合的平台。
在大珠三角概念里，在广州与香港之间，深圳作为城市目前只能是配角，尽管可能
是关键的配角。
问题是，如我们所言深圳现在似乎不愿意做配角。
深圳在为未来定位明确提出：深港两地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
趋新显的背景下，应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全方位加强政府民间多个领域个层面的
交流合作。构建港深圳特区经济区，“合力唱响双城计，在经济上比翼齐飞”。
“比翼齐飞”的意思应该不是配角。那幺深圳的底气在哪里呢？
深圳经济这几年转型成功，高科技发展形成与北京、上海的“三足鼎立”之势，而
金融方面则是上海、深圳的“双雄会”，作为特区深圳这些年迅速膨胀为一个国民
生产总值居全国城市第四位的大城市，如我们前边所言，深圳如果不重回自己作为
特区的定位，那幺就只能强化和硬“起飞”自己的城市功能，把自己作为城市与其
它城市一较高低。
那幺，在大珠三角经济区的概念下，这是否是深圳的一次机遇呢？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预感，如果深圳仅仅以城市定位并以城市运营的思维去“比翼齐飞”的话，
这将是一次很艰辛的起飞。
撤关，还是扩关
深港合作一直成为深圳媒体的热点，并非是深港合作是多幺富有现实性，实际上，
这反映了深圳作为一个城市急于寻求突破的焦灼。
截止目前，深港合作还是局限于一些硬件的对接上：熙熙嚷嚷很久的二十四小时通
关在2003年终于实现；筹备于更早前的西部跨海信道也进入实质性的运作阶段；铜
鼓信道、皇岗/落马新建公路桥及人行道桥和罗湖、沙头角、文锦渡口岸改造工程
、深港机场合作也有实质性进展，深圳希望建立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框架下的深港政
府高层磋商也正式提出。
与香港对接或合作，其实还牵及到深圳狭长的带状市区没有纵深的问题。实际上，
香港更热衷粤港大珠三角的经济融合正是考虑到了这种必须的纵深感和厚度。
深圳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早在2001年，重庆作为第四直辖市尚未正式挂牌，深
圳有一阵子非常热中于成为第四直辖市。那年，深圳GDP跃居国内第三，仅次于北
京、上海。深圳感到了特区优势不再作为城市急需升级的急切感，当然还有些膨胀
的优越感，因为，他们希望把惠阳和东莞划入自己的帐下。
惠阳倒应该没什幺。
东莞不答应几乎是意料之中的。
深圳把自己定位为城市，并得不到中央所应该给予的行政支持，这其实应该理解，
因为中央从来叫深圳是特区，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一个城市，尽管他已经是一个很
成功的城市。
深圳现在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与之相联系的“二线关”是撤关还是扩关。
如果撤关，与香港联合成为一个大保税区或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还要不要？如果不撤
关，现在深圳“二线关”外的龙岗、宝安不在特区内就制约着城市的拓展，局限了
作为城市的发展空间。还有，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撤关才能与珠三角有效“联网”
，才能有利于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实现。
深圳市一位人大代表是这样谈到扩关问题的：当初成立特区，设置“二线关”，就
是为了实验，现在实验应该说结束了，可以说很成功，完成使命了，再保留这样一
个关，会阻碍人和物的流通。
深圳现在寻找的是解决城市发展的方案，他们提出的议案是扩关。
椐相关报道媒体透露，深圳的两会代表、委员及各界人士，没有人对扩关提出异议
，但有一点，负责调研此工作的人大领导没有作出说明：扩关之后还设不设关，还
要不要在与外市边界拉一条铁丝网。相关领导人认为，具体怎幺操作，那是下步的
事。
据悉，这个议案将提交给在北京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对未来的深圳，这个在许多人看来现在只具有象征意义的“二线关”撤并，具有怎
样的意义，现在既未定论，也无法测评。
作为城市，撤掉这个关是没有多少可争议的。
作为特区，无论是将来与香港成为大保税区概念，还是深圳在制度创新上真正敢闯
试走出一条新路，这个“二线关”都具有举足经重的地位和影响。
其实，全国人大的态度也许可以左右深圳的未来走向，如果同意撤关，实际上可以
认为是默认了特区作为城市的地位，而如果坚持不撤或扩了不撤，实际上也告诉特
区，作为特区，它们的使命仍在。
深圳的矛盾在于：在制度创新上，他们不知道可以走多远，但在城市定位和发展上
，他们知道自己能走多远。
我们能否认为，深圳将选择一条平坦但无多少风险的道路呢？
我们写这本书时期间，深圳正在召开自己的人大政协会议，在深圳市政府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我们没有明确发现关于深圳是特区、关于深圳是中国是改革开放“窗
口”和“试验场”的论述。
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我们认为深圳选择城市的定位是消极的，是对深圳二十年来在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树立的品牌的一种伤害，而这种伤害，对深圳未来的城市发展诸
如人才建设，诸如真正意义上的深港一体化进程都有是不利的。
我们想要重申的是：深圳首先是一个特区，一个只要中国现代化进程没有真正意义
上完成就一直存在的特区，其次，才是一座城市。、
B：深港一体共铸辉煌
把中国的经济特区建成世界经济特区。
深圳将进一步特区下去的梦想定位在深港一体的自由贸易区的实现。
但是，这不是成为特区的唯一理由。
从香港到深圳
香港对深圳作为特区已经习惯了。
深圳给香港经济带来了活力和纵深，深圳也给香港比如地产、商业带来些冲击，加
上深圳的自然环境条件港口、海湾等与香港相似，由于港资、港人企业的复制性，
深圳模仿加偷师如学生一样向老师学习。当深圳几乎一夜城一样站在香港的旁边，
香港的态度有些吃惊但还是不以为然，因为有些东西深圳现在还是学不到的。比如
现在香港的自由港形式。
香港正式宣布自由港是1841年。世界上自由港不止香港一地，但香港自由港格外成
功，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香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得益彰。
自由港经济首要内容是贸易自由。
香港在贸易上对进出口的有形贸易基本上没有管制。不提供优惠与特权本地企业，
对进口商品不设置关税壁垒。
进出口手续也简便，只需在货物出境时期内向海关递交一份完整的报关表，无须事
先批准，除保障居民生活的生活必需品，危害公共卫生或安全的商品，战略物资，
受限制商品或某些特定国家的进出口需要领许可证或有少量管制外，无形贸易如航
运、空运、旅游及在港消费都有没有管制。
相对应的，香港企业经营也宽松自由，只需向行政当局注册登记，并交纳很少注册
费便可以开业。而汇兑自由，金融市场完全开放，资金往来不受限制，则使香港成
为了国际金融中心。
深圳在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后，有不少人提到邓小平讲的“再造几个香港”的远景。
深圳满怀希望，其实深圳一直努力寻求着与香港经济的融合。包括与香港一样建立
自由贸易区。
从上世纪80年代特区发展有一定规模开始，深圳学者，包括国内学术界陆续提出了
深港经济合作的一系列观点。
80年代中期提出深港合作，发行特区货币；
90年代后，则是放开一线，卡紧二线建大保税区。
香港回归，强调深港衔接，尤其是地理上硬性建设衔接。
其它还有深港一体化，深港自由、深港经济区、深港共同体等观点。
深圳一直把眼光瞄向香港。除了深港一体共同发展的目的，深圳其实一直在苦苦寻
求经济特区未来的出路，
特区学者曾有一种顺理成章的推断：深圳是特区，特在特殊经济政策与体制，92年
邓小平讲话后，“白猫、黑猫”的市场经济为全国接受，特区就不再特了，而中央
在特区二十年时又讲特区建设还要继续。怎幺继续呢？
——继续给特区特殊的政策：由中国经济特区变为世界经济特区，成为与香港一样
的自由贸易区。
这个推断成立且完美。但是这个推断隐藏着一个反论题：
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区的特殊政策，特区就没法特了，没法特，特区就不存在了，或
换言之，特区如人们议论的那样就被抛弃了。
进一步的推断下去，我们就会发现，特区以城市定位取代原来的特区定位，原来正
是这种常规思维下的产物。它的简单易行的思考方式是：特区必须是特殊政策的特
区，特区必须而且只能是单一的经济特区。它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制度创新
，不能在中央没给特殊的自由贸易区政策下继续大胆的、勇敢的试。因为，空间已
经给这样的论断给堵死了。
目前看，与香港成为共同体，成为自由贸易区，是深圳未来的战略选择之一，也是
一种能够继续把特区推进的动力，而在目前，在它只能是概念的情况下，在决策权
并不在深圳的现实状况中，深圳即使把它作为一种战略确定下来，其前景是很微妙
的，而且并无多少现实的指导意义。
中港、粤港、深港
2001年11月，香港对深圳等提出的种种合作观点有了回应。
几年来港府对深港、粤港合作的谨慎态度，有了一种关键性的转变：提出了与内地
组织自由贸易区，还组成了财政司长梁锦松率领的专责小组，主理香港与内地成立
自由贸易区的相关事宜，同时派人上京陈述。
港府的方案有比较具体的内容：在世贸规则下，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与内地成立的
独立关税区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在自由贸易中，双方缔约达成协议取消多种贸易
壁垒，实质上将取消关税区产品贸易的关税。
2001年11月28日，正在香港参加太平洋经合组织会议的官员龙永图，肯定了香港提
出的自由贸易设想，中央希望也把澳门包括在内，做一个大的中港自由区贸易概念
。
对香港，他们比较希望的是粤港模式。
这种方式对香港最为有利，港资企业在粤有6万多家，香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厂房
基本上已北移内地，余下的为高科技、高增值产品。建立粤港贸易区对香港资本密
集、知识产权及高科技的工业有利，进入内地不再有关税限制。另外，国外高科技
产品如医药等因担心知识产权未完善却步内地，在粤港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外国公
司会选在法制等配套完善的香港设立生产基地，产品则辐射内地，这无疑将带动香
港经济的增长。
这种模式对深圳没什幺不好。在中港、粤港的大背景下，深圳都可以是其中的重要
组成。
深圳所希望的是时间不要拖得太久。
2002年，一位参加世贸谈判的权威人士在深圳讲课时，既提到了深圳要提高效能、
成为全国政府的管理模式的示范区，同时又预测给出了香港提出的自由贸易区会有
结果的大致时间是2003年初。
深圳希望如香港一位人大代表说的那样，可以让深圳“先行先试”，即首先成立深
港自由贸易区。对深圳而言，第一，这是特区经济发展的现实的机遇，第二，这能
代表这个城市的荣誉，满足他们对延伸历史辉煌的渴望。
问题是，深圳真的准备好了吗？
早在加入世贸之前夕，深圳有关专家就撰文指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产
物和集大成者，深圳面临着社会功能定位、发展阶段定位、城市定位，发展动力定
位的转型选择。
在社会功能定位上，深圳要由过去单项的经济特区功能、主要抓经济发展和取得经
济目标转到综合抓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发展阶段上则应紧抓现代化主题：不仅是
经济现代化，而是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的现代化。
如果深圳认定自己只能是“经济特区”，如上述专家所指出的转型能够实现吗？这
是认识上必须要作的准备。
深圳还应清醒考查构建深港自由贸易区模式的障碍：政治制度的差异是客观现实，
而行政结构的改进、行政效率的提高是必须先行一步的。还有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管
理，香港采用的是“积极”不干预政策，不插手企业的事务。深圳对国有企业真正
意义上改制还没有完成，这种管理模式手段、方法的差异对深港未来合作无疑是最
大障碍。
应该看到，香港与深圳的合作其实是不对等的。
香港是国际大都市，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东南亚区域的经济脉搏跳动，它在东南亚
、内地甚至更大范围内都有投资。而且就心态而言，许多香港人并不在意与自己隔
河而治，实力比自己小得多的这个内地省辖城市合作。
实际上，香港对于深圳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深圳对香港的重要性。自由贸易区的模式
，香港希望的合作对象是粤港而不是深港，这几乎是肯定的。
现在深圳的发展是关键阶段，人才、环境等等不进则退，而发展上则必须有热点。
与香港不管哪种形式建立自由贸易区，都是目前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
最佳总是相对的。相对于整个中国，决定权并不在深圳。
这正是深圳未来发展战略的不确定因素。
深圳把城市发展作为发展战略选择，我们讲过，对品牌会有一定的伤害，它还会损
伤这个雄心勃勃的移民城市的锐气。因为，当它以一个城市向前拓进时，会发现它
能得到的来自上层、来自周边的助力很有限，甚至是阻力。它必须与周边城市一样
去拼资源，而资源恰恰不是深圳的优势。
自由贸易区目前还没有时间表，暂时或者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实施，但深圳还必须
把它作为自己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这是深圳成为国际化都市的必由之路，也是特
区作为探路、试验者的责任。
既然自由贸易区无法成为现实的选择，而城市定位又使深圳一定程度上丧失着自己
的品牌优势，那幺，深圳重回特区是“试验田”、“窗口”的战略定位，能否被认
为是一种必然呢？
C：试验场和窗口城市
深圳是个奇迹。让我们祈祷，这也将是生命永久的奇迹
从简单重新开始
重温历史有时是必要的。
回到22年前。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
当时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在会上对会议将要通过的《特区条例》作
了说明。会议审议和通过了《特区条例》。
现在，人们习惯上把这个日子订为中国经济特区的纪念日。
特区的先行者在为特区定位上采用的方式是很智能和简单的，特区以后经历的许多
风风雨雨证明：简单的也是最有效的。
《特区条例》通过前，广东省人大已经通过并审议了这个条例，它的名称叫《广东
省经济特区条例》。特区人后来又进行了修改，并坚持要求把这一条例提请全国人
大审议通过。
人大有异议，一部地方法要全国人大通过。这有违常规。
据记载，当时，特区第一任长官吴南生把电话打到了人大委员长叶帅的家里。他恳
切地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
有权威的法规呀！”
吴南生说：听了他的电话，叶帅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叶帅在人大做工作，他讲的道理很简单：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
。
特区是中国的特区。《条例》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信息。
这个定位非常清晰、明了而且简单易懂。
深圳应该回到这个明确的定位上来，当深圳对外宣传自己时，它的全称不是深圳，
而应当是深圳特区，从定位的角度讲，故事带给我们的内容意义是不重要的，重要
的是深圳的位置和它带来的定位意义。
我们讲过，品牌及其定位指的是这一事物在受众头脑中所占的位置。
这个受众如果划分的话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事物本身，一是外部受众。以深圳为例
，深圳是全中国的特区这一位置，能给受众带来什幺呢？
对深圳人而言，这一定位使他们明白：他们是属于中国的，他们有责任为整个中国
的现代化去试验、去闯和试，既然属于特区就属于中国、就应履行责任，这是一种
认同，或者叫品牌的承诺。
——这一承诺标识着深圳在深圳人大脑中占据的位置。
对外部受众，深圳是全中国的特区，他们属于中国就等于是他们的特区。是自己的
特区，这就是深圳在他们头脑中所具有的力量。
对外部非中国的受众，他们也明白，深圳不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而是一个特区
，是试验场、窗口。它代表了中国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一切。
在定位理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简单的也是最有效的，往往也最
具有力量。“深圳是中国的特区”便是这幺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定位。而且，这一简
单的定位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特区二十年的实践其实证明了这种力量：在特区创办时，特区人敢试敢闯。这是特
区人自我承诺的力量；特区人在碰到问题遇到刁难时，总是有人支持和帮助，总是
具有得道多助的神奇，无不说明了这种心理认同所蕴含的创造力能量。而特区二十
年奇迹般的故事、历史等等，作为品牌、定位的积淀又成为新的力量，强化着这一
定位的内涵。
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便是这一定位的内涵延伸和具体化。
从定位战略的角度，我们认为，深圳应该坚决的向这一原有的已被反复证明是正确
的定位回归。
当然，现在特区面对的环境已经有很大的改变。特区人过去敢为天下先，但很多时
候，特区的先行者的许多改革就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是被逼出来的，这一定位当时
有效的保护了他们的创新。
现在，市场经济的体制已经完成，城市走向成熟，重回定位则是一种自觉的选择，
包括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将要进行的创新，都将是一种自觉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选择性的创新，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决心，需要更多的智能和
激情，我们认为，在特区面临战略选择的困惑时，这种冒险和选择是值得的。
深圳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窗口，这些内容应该条例化。深圳应该制
定自己的“深圳基本法”，内容就是对深圳二十年来这一战略定位的肯定和固定化
，与此相联系的深圳精神、深圳人文价值观、深圳人行为准则、深圳城市构建模式
等都是“基本法”的内容。我们认为，采用这种方式重回定位，对深圳的未来发展
，对深圳将要在行政制度改革中扮演的角色都是非常重要的。
特区：行政三分制
“特区”两个字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广东在“自由贸易区”、“贸易合作
区”、“工业贸易区”等名字中筛选，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
陕、甘、宁就是特区。
有人后来私下说：他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
其实，现在当我们与最初的名字相比，当我们回顾特区二十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
，这位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老人有着怎样的政治直觉和超乎常人的政治智慧。
特区，其实也可以是政治改革的特区。
2003年1月，深圳特区现任市长于幼军在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透露了
深圳将试行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分制的管理结构，并称有关改制的方案已经形
成，并要报中编委审批。
有人称，特区作为新的行政体制改革试点，在管理结构、功能、运行机制等方面进
行重新设计，有革命性意义。
它的意义还在于，深圳特区如我们所期待和希望的那样，由经济体制改革试验转向
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验。深圳重回特区定位，将又一次充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
中国政府机构的设置，执行监督为一体，自定原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这种从
前苏联治袭的权力模式事实上形成了权力垄断，而这种权力垄断的结果便是缺乏监
督及容易滋生腐败。深圳所提出的决策、执行、监督三分的结构模式，其精义在于
权力的制衡。这种行政模式的运作对现在的政府体制而言，无疑是一场权力的再分
配和重新组合。
深圳大学教授马敬仁，是深圳“行政三分”方案的起草人之一，他在接受有关媒体
采访时介绍：“行政三分”的宗旨有十个字：分权、重组、创新、协调、提高。分
权是决策、执行、监督三项事权分离；重组是政府机构、职能、业务重组；创新是
制度创新；协调是相互制约和制度创新的目的；提高是提高政府的效率、绩效、管
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行政三分”不同于“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源自孟德斯鸠学说，是指国家的
立法、行政、司法相对分立，被西方国家广泛采用。而深圳试行的“行政三分”只
涉及行政领域，并未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
他介绍说：设计方案中，注重三个层面，决策层面上，决策突出民主化、科学化，
强调市民参与、专家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
执行层面上，执行部门和决策部门是绩效合同关系，按照合同执行决策部门制定的
政策，达到决策部门制定的目标。执行过程中，制度化的程度很高，就减少了滥用
职权腐败的机会。
监督层面上，“行政三分”强化了监督机构的权力和地位。监督机构相对独立，直
接向市长负责，成为一个有效的行政监察系统。，决策和执行局的监察机构都是由
监察局派出的，与决策和执行局没有隶属关系，从而保证监督的效率和效果。
阻力应该是意料之中的
2001年11月，深圳已确立为新体制的试点，计划2002年一季度实施，三季度总结。
有关人士称，从3月到6月，到9月，再推到明年。阻力来自政府具体部门的设置。
因为涉及到的是局一级设置，局长们意见分歧太大，有些局长在讨论会上大声质问
：为什幺要撤掉我们局。据媒体报道，妥协的方案也有，就是把现在的局变成执行
局，然后再另外组建决策层，多一层机构，从形式上看至少是变化了。
另一位参与方案设计的深圳党校教授卞苏徽提到：机构设置是个难点。方案出台的
过程中，曾经有过三种设想：第一、一步到位，借鉴香港的经验，重组政府，一下
子变成决策局和执行机构；第二、渐进式，先在某些局做试验，再推向政府的各个
机构；第三、先搭框架，成立几个决策委员会，把分散在政府各个部门的重要决策
职能转移出来，下一步再精简机构。
到目前为止，深圳尚未真正公告政府怎样构建自己的行政运行机制。
2003年3
月，中央政府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公布的消息证实：深圳等五个城市将成为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指出：行政改革的目的是探索建立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公共行政管理新体制。试点城市主要是研究解决政府自
身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不涉及到地方人大、法院、检察院等其它机构的改革。
据悉，此次改革全国共有5个试点城市，深圳是惟一的副省级城市，其它都是县级
或地级市。
现在，摆在深圳面前的问题是：深圳以特区的心态怎样去创新？创新的空间有多大
？
1981年以来，深圳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5次，与内地城市相比，政府的精简及效
能都大有提高，但效果并不理想。
调查显示，希望政府效率能够提高仍位居深圳人十大期盼之首。
有关评论指出：体制创新一直是深圳制胜的法宝，深圳现在最大的问题既不是发展
速度和经济总量，也不是城市建设，而是创新不够。现在，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讲，
都是深圳的一次机遇。
深圳能迎来第三个春天吗？
制度创新是另一个春天吗？
小平同志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深圳现在还敢创吗？
我们预计，如果深圳不能回到自己的正确的战略定位，不能以特区刚开始时的心态
冒险一战的话，按现在所透露的框架和思路，我们认为，它仅是在作一些局部的调
整而已，它会非常艰难而且并不会有太多实际的进展。原因不是我们对目前的行政
框架改革有异议，而是，我们看不到特区对原有机制进行改革和实验的决心，这其
实也是我们屡次提到特区必须重回战略定位的原因。
我们认为，它必须在整个特区是实验场的战略高度，全面启动以行政结构设置为契
机的政治改革，它应该是全方位的，是一种从上层开始、从内部开始的自觉行为，
它是以“行政三分”为主线、全特区人参与并支持，重新唤起特区创新热情的二次
创业。
它是特区未来数年、数十年全面改革的开始，它不应该是战役、战术，而是一个伟
大战略的开端。
我们列出的理由如下：
第一：特区已经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创业激情和锐气，勇于开拓、敢于承担实验责任
的氛围因为这些年定位的模糊而行政化了。现在的方案设计就体现了典型的行政化
特征，它不是一个改革的方案而是一个行政化执行方案。如果不从战略的高度入手
，就很难有改革的深度。
第二：特区人功成名就，拥有着改革开放而来的各式各样的利益。它们可能是权力
，可能是名誉，可能是小团体利益，可能是舒适的地位，他们是旧的经济体制的改
革者。而现在他们要向自己所在体制模式挑战，公正地讲，这不是件容易事，是很
难很难的一件事。因为改革要求的是拓荒者而不是既得利益的获得者。
第三：特区第一次创业和改革，经济利益、经济效益是直接可观的现实，具有巨大
的示范效应。而现在的改革实验则是一个需要参与者有不断“舍”的勇气和胸怀，
前一个是加法，后一个是减法（尽管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加
），他考验的不是改革者的勇气，而改革者的素质。如何平衡利益驱动与改革的关
系，它考验的是改革者的智能。
第四：它应该是一次在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三个代表理论下的深层次
的、有原则的政治改革，以“行政三分”为契机，深圳应该全方位的在民主作风、
基层选举、市民听证、社区自治等诸方面作出探索和实践。在党领导政府、管理政
府方面从内容到形式都闯出一条新路，而这并没有先例，是一条要冒政治风险的探
索之路。
第五：它将是一个真正法制、廉洁社会的崛起过程。它利用自己拥有立法权的优势
，创立一套与国家宪法不违背的，以“深圳特区基本法”为基础的法律法规体系，
同时，它组建自己的廉政队伍，在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框架、经验的基础上，摸索一
套能够推广于全国的对党负责的高效率的廉政机制，作为执政党真正为民的制度保
障。
第六：它将以建设一个最富于活力、最适宜人居住和生存的城市为目标。不仅仅因
为有优美的环境，还因为它将创造性的建设一种民主的、崭新的文化。
它以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为构架，以民主和法制为氛围，以一系列公益性的文化活
动、行政区民间组织的各种大赛、全市性质的新春庆典、元宵游行以及各种剧院、
电影制作机构、音乐机构免费演出为人文文化载体，使这个城市的人民能够享受到
工作之余的生活乐趣，从而成为整个富裕起来的中国伟大文化复兴的代表。
第七：它以高科技城与自己的战略性品牌核心价值观的相合，创造人类高科技的奇
迹，它的高科技盛会因为政治的开明而成为全世界的盛会，它因制度的优越而吸引
全球的优秀人才，尽而成为科技发达、金融体系配套的国际性都市。
第八：它担负着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与窗口的重任，这个重任将贯穿于整个中国
的现代化过程，是它全部发展战略的最终目标。
特区重回自己的战略定位，并真正以此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时，上述各项都应该是
深圳特区未来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对深圳特区而言，它有选择资本。特区二十年的发展，使它已经拥有雄厚的发展基
础，也使特区有了自主选择的自由空间。
深圳可以不谈战略，以城市定位和目前确定的支柱产业构架而发展，地缘优势、在
国内相对超前的机制，它未来发展的空间依然是巨大的。
深圳也可以选择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坚守自己二十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战略定位
：永远作创新开拓的先锋。它的创新速度和决心，实际上决定着它的第二个战略选
择成为自由贸易区的成败，坚守传统战略是一种最艰辛的选择，也是最富于挑战性
的选择，但肯定是最具有光明灿烂未来的一种选择。
深圳何去何从，取决于深圳自己。
这座城市没有抛弃，只存在选择。
这座城市已经证明了它的梦想和荣誉。我们当然希望它能永远诞生奇迹和传奇。我
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太需要激情而这座城市曾不吝啬的给予了我们。我们这个民族更
需要创新者，对我们来讲，一次伟大的创新远胜过上帝赐给我们一座城市，所以，
我们宁肯祈祷它的创新，我们希望它能用创新的火炬，照耀这个民族的复兴道路。
我们祈祷它能够成功。
提要：
深圳的几种战略选择是相互关联的。
作为特区，它将以“实验场”“窗口”为总的精神原则，指导和带领整个城市的未
来走向，它是深圳改革得以深化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保证，它带来的将是特区宽泛的
城市内涵：做最好的、最有活力的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
作为城市，深圳在“特区”定位的框架下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它应该是顺应市场、
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中微观经济规划，它与总的发展战略并不矛盾，是“特区”战
略的具体实现形式。
作为自由贸易区，在中央给予政策的前提下，是一次发展经济的良好机遇。
与三者紧密联系的，是特区实现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对深圳特区来说，现代化不仅
是经济要素指标的现代化，同时也包括政治民主的现代化。特区如果依学者推断存
在50年，一种方式是深圳成为自由贸易区。另一种方式便是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试
验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民主政治探索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来。
深圳特区，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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