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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gw (海子), 信区: Student
标 题: 南方都市报：全国学深大，名气不亚于清华北大！！！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Sun Sep 7 15:41:16 2008), 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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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深圳大学“学生银行”行长时的姚学清。他是“学生银行”最后一任也是任期最长的“行
长”。现任深圳大学计财处处长。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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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深圳大学“学生银行”。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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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姚学清签名的“学生银行”支票。资料图片
血路
试错反思录 第10期
深圳大学上世纪80年代实行学生校内自治管理改革，毕业不包分配、勤工俭学等制度至
今为全国高校沿用，“学生银行”“学生法庭”等试验则因制度缺陷偃旗息鼓
作为全国最早的学生自治管理改革，深大改革更多意义上带有强烈的实验性质，超前性
和阶段性不可避免。“学生银行”、“学生法庭”、学生给老师上课打分等一些措施，在放
宽学生掌控度上矫枉过正，学生缺乏老师和学校的必要监督引导，难以达到长期良性自我管
理的目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
管理“学生银行”时，我们经手过上亿元的资金，在制度约束不够的当年，如果不是大
家的责任感和自律性，肯定要出大问题。
———姚学清
25年前，一场大学生校内自治管理改革，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第一所大学———深圳大
学的诞生，率先在创建之初的特区悄然兴起，之后掀起全国学习研讨的浪潮。
深圳大学当年“开天辟地”地提出了“大学生毕业不包分配”，率先以“勤工俭学”为
起点，提倡“学生校内自己管理自己”。
如今，这些当年的“创新”在眼下的高校中都已习以为常，当年深大改革的彻底、超前
性，仍足以让25年后的人们为之瞠目结舌：
学校自己办“学生银行”：从行长到工作人员全是在校学生。老师的工资由学生银行发
，学校基建办和公司找学生银行贷款，流动资金由1984年底的不到50万元，暴增至1995年的
1.5亿元。
学校设立“学生法庭”：“庭长”和工作人员也全部是学生，对在校学生的违规违纪行
为依规“裁决”处理。
学校成立“学生智囊团”：校长、各系主任的秘书清一色是学生，“学生幕僚”直接参
与学校高层决策的制定……
“深大是含着‘改革’标签诞生的，创办时就被定位为‘改革实验式大学’。”深圳市
清华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当年的深大校长罗徵启追忆过去，语气激昂，似乎回到了
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改革最兴盛时，深大凡和学生有关的工作岗位，全由学生担任，学
生校内完全自治管理。”
如果说，1984年底到1985年初“学生银行”、“学生法庭”的开办，标志着学生自治改
革在深大的全面兴起；那么从1987年起，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瞭望》杂志等媒体对深大
改革的集中报道，则让深大这个带着“改革实验式大学”标签出生的新生儿，成为当时全国
关注的焦点，“知名度不亚于北大、清华”。
随着中央、省、市多位领导的视察，北大、清华等众多高校的组团学习，这场学生自治
改革的影响面也由深大校内，迅速席卷全国……
“不包分配”：大学开天辟地的创新
特区改革所引发的就业选择多元化，“毕业不包分配”获得大多数学生的认可
1984年11月19日，深圳大学经济系金融专业的大二学生李敏，没想到自己就此一夜之间
由“学生”变成了“银行行长”。
两月前的9月21日，刚建校一年的深圳大学，从借用近一年的原宝安县委大院临时校址
，迁到南头粤海门的新校区，告别了借址办校的历史。望着新校区内拔地而起的20座首期工
程大楼，李敏和刚进校的新生姚学清等人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校长交待的‘任务’尽快拿
下！”他们所说的“任务”，就是在深大开办一所完全由学生管理运营的“学生银行”。
这个看似标新立异的“疯狂”想法，源自深大的改革实验。早在1年前深大刚诞生时，
改革就已开始。
1983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深圳大学。同年9月27日开学、第一批210名本科生到
校上课。从筹办到开学仅用8个月，速度之快，国内外罕见。
深圳如此急迫地创办深大，也赋予了深大新的历史任务：改革实验。“当时市领导给出
一句话：要勇于改革创新，开始就用全新的方式办学，不要办成老一套的大学后再来改革”
。
在首批入校的83级深大学生印象中，“入校前还不知道校门朝哪儿开，就从招生简章上
第一次感受到深大改革带来的冲击”。深大第一份招生简章上注明：学生毕业后，“不包工
作分配”。这在当年全国高校中是“开天辟地”的创新。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年代的毕业分配制度，埋没了一些毕业生的个性才华和专业发挥
，深大希望率先打破旧格局”，时任深大出版中心编辑部主任的孔维民说。这位当年负责编
辑深大校报———《深大年报》和《深大通讯》的老“深大”人，对当年的改革如数家珍。
特区改革所引发的就业选择多元化，也让首批深大入校生对未来就业的自由选择空间雀
跃不已。“毕业不包分配”获得了大多数学生的认可。
学生选老师：学生太少老师“下课”
“水平高的老师课堂爆棚，水平低的老师无人问津”
毕业不包分配，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增加了老师的教学压力。深大随后在全国
最早推行学分选修制、双学位制。明确规定：学生给老师的教学水平打分，老师上课质量不
高，学生可选择不上这门课。
同时，学校将学生的课堂上座率，作为对老师教学质量的评估标准之一，这样就出现了
“水平高的老师课堂爆棚，水平低的老师无人问津”的场景。
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知名主持人、如今东方卫视的总策划方宏进
，当年在深大任教时，就“堪称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方宏进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费孝通先生的弟子。1986年，他毕业后到深大
管理系任教。由于其文理兼备的专业知识背景，加上口才好，所以他讲课极受学生们欢迎，
经常是近千名学生去听。不但课堂上坐满、站满了人，教室外的走廊上也挤满了学生。
“方宏进上课前，公关专业的一些女生为了占位，干脆用红线划出一块靠前排的区域作
为‘专座’，有一次演艺班的学生还因争抢位置和她们发生争执”。
因教学水平广受好评，方宏进年仅27岁就被聘为深大管理系副主任。相对的，也有老师
因上课学生寥寥无几、被普遍反映教学水平低，而不得不转行。
学分选修制的灵活，加上早年乐黛云、刘小枫、罗远祥、廖可人等一批从北大、清华、
人大等名校请来的名师教学“功力深厚”，使得深大一时成了内地一些名校学生竞相追逐的
目标。“1984年起，有时一个月能收到四五个内地名校学生希望转校到深大的申请”。
“学生银行”：学生给老师发工资
学生银行的流动资金1984年底不到50万元，1995年被合并前增至1.5亿元
始于教学上的“学生自治”改革，奠定了“学生是主体”的改革基础。随后以“勤工俭
学”为起点，在校内管理上“大放异彩”。
深大从1983年10月起，在全国率先取消当时盛行的“助学金”制，创新地改为“奖学金
”和“勤工俭学”制。
起初担心无人问津，首批提供的勤工俭学岗位仅20个左右，都是清扫楼道、厕所，或在
食堂打杂的岗位，结果学生们争先恐后，报名人数是招聘数的3倍多。初衷是让学生致富的
勤工俭学改革，也被赋予了学生自治管理的新内涵。
1984年初，校长建议管理系的同学开办第一个由学生管理的学生小卖部。由于小卖部从
“部长”到“店员”都是学生，买卖双方沟通畅顺，因此反响很好。同年9月，随着深大搬
到新校址，学生商店、书店等场所呈燎原之势。集中在深大教学楼前开业，形成了当时著名
的“深大一条街”。
1984年11月19日，又一家学生自治管理机构很低调地开业了，没有仪式、没有领导讲话
。但很快，师生们惊讶地发现了它的与众不同：它就是“深大实验银行”。
“筹办学生银行是校长交待的任务，更多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考虑”，现任深圳发展银
行深圳分行常务副行长的李敏，回忆起学生时代的“创举”，显得十分平静。
深大搬到粤海门后，周边还是一片荒芜，附近没有一家银行。距离市区最近的银行至少
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师生存取款十分不便。早在“搬家”前，校长就有在学校办一个银行
的想法。
“现在看来，学校自己办银行的想法过于匪夷所思，但当年在特区，改革的劲头让大家
几乎是什么都敢试”。
话虽如此，但1983年学校发出办银行的“征集令”时，竟然没有一个老师敢接。校长一
拍桌子：“办银行这件事，老师学生都没经验，既然老师不敢，就交给学生！”
就这样，83级金融系学生李敏成了“接令”的筹办负责人。由于毫无经验，他带着几个
同学利用假期到深圳的几个国有银行“取经”。暑假回来，他们交给学校的筹办准备材料已
有厚厚的一摞。
1984年11月，随着金融系大一学生姚学清等人的加入，创办“学生银行”的计划开始落
实。李敏担任第一任“行长”，所有8名工作人员都是在校的大一、大二学生。
虽然对于银行业务，李敏和同学们很有信心。但开业之初，学生银行一度无人问津。
“学生存款有限，教职工要么习惯把钱放家里，要么是宁可信任校外的国有银行，没人
敢存钱给我们”，现任深大计财处处长的姚学清记得，他们的第一个“大客户”就是当时的
校长罗徵启，他把2000元“放心”地存了进来。
学生银行以市场需求的理由“先斩后奏”成立，而且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的考察并通过。
1985年2月11日，人民银行补发了金融许可证，学生银行法定名称为“深圳大学信用社”。
流动资金不足，是学生银行开业后面临的大问题。“当时就是一个想法，开弓没有回头
箭，改革开始了就要做下去”。为扶持“学生银行”，1985年学校用行政命令，要求校财务
部门将教职工的月工资存到“学生银行”。
“这下炸开了锅，不但校财务部门担心学生们搞不定，不少老师也跑到我办公室，吵着
担心工资被少发、错发或丢失”，但校长力排众议，“这与当年特区的改革氛围和领导的支
持有关”。
1986年1月，学生银行正式给老师发工资。教职工凭支票和工作证在该行领取工资或储
蓄。
随着业务的扩大发展，参与银行工作的学生人数也逐渐增多，最多时达到60多人。李敏
在担任“行长”近1年后卸任，84级金融系学生贲悦担任第二任“行长”。不到1年后，姚学
清于1986年9月担任第三任“行长”，直到1995年底。姚也成为深大“学生银行”最后一任
，也是任期最长的“行长”。
在姚任“行长”的近10年中，银行业务不断扩大，学校基建办和工厂向银行贷款，银行
还为师生代办邮政汇款。学生银行的流动资金由1984年底的不到50万元，猛增至1995年合并
前的1.5亿元。银行网点也由1个增至5个，遍布校区和师生宿舍区。
“学生法庭”：学生裁决违规同学
“法庭”设有调查、一审、上诉、二审等程序，后来“学生法庭”改名“学生自律委员
会”
随着“学生银行”的开办，到1985年，深大勤工俭学改革全面展开，凡为学生服务的后
勤岗位，全由学生担任。
“除了教学和后勤，我希望把学生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改变以往‘老师管学生’的
教育模式”，学生社团管理方面的自治改革之后也全面推进，深大整套改革计划的最后一块
“拼图”也就此完成。
学生会主席、校团委书记等学生领袖，全部通过全校性的民主竞选产生。学生社团成为
管理学生活动的主要机构。
“当时实行自由全员竞选，学生自荐申报，组成竞选团”，85级中文系学生邵滨军，现
被深圳市委借调到国家某机关工作，当年曾任校学生报《粤海潮》的主编、校广播台台长、
校团委委员。
学校还规定，校长和各系主任的秘书全部由学生领袖担任，作为“智囊团”。
邵滨军当时就是校长的秘书，每天下午上完课，他就到校长办公室两三个小时，帮助校
长处理相关事务。同时，学校高层决策会议，“学生幕僚”也必然到场参加，代表学生利益
，参与决策制定。
1985年1月，深大再出“惊人之举”：组织法律系的同学开设全国第一个“学生法庭”
，对违纪违规同学的处理进行“裁决”。
“学生法庭”从“庭长”到工作人员都是学生。根据1985年1月15日公布的《深大学生
法庭章程（草案）》，“庭长由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工作人员由品学兼优、有威望的学
生担任”。
一旦出现学生内部纠纷，或作弊、斗殴等违纪事件，“学生法庭”根据校规，仿照法院
开庭模式，经过调查、一审、上诉、二审等程序，最终形成处理意见。校长拥有对处理结果
的最终决定权。但在当年老深大人的印象中，校长几乎没有动用过这个权力，给予了学生充
分的自治空间。
“当年的学生社团成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性也很强，大家基本保证了公正性，被处理的学
生对于处理结果多数也没有异议”，姚学清说。
“学生法庭”在成立1年后，有老师向校长提出：学校怎么能私设“法庭”？建议改个
名字。后来学校征求学生意见，将“学生法庭”改名为“学生自律委员会”。这也导致“学
生法庭”在处理学生纠纷问题上，由“裁决”到引导“自律”的工作方向发生改变。
到1988年初，“学生自律委员会”已处理300多宗学生纠纷或违纪事件，“实现了学生
的事情，学生自己处理”。
全国学深大：知名度不亚北大清华
学生银行是每次采访和考察的固定“景点”，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待三四批记者和考察
团
伴随着深圳特区的改革发展，“深大改革”也开始在全国备受瞩目。
在邵滨军的印象中，1984年起，中央和国家部委先后有数十位领导多次到深大视察、调
研，其中不乏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领导每次视察都会专门听取深大校内管理改革方
面的汇报，并认为这些改革适应当代学生的成长需要，培养了学生的自主意识，从而给予了
高度评价。
1985年起，随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瞭望》杂志等媒体的报道，深大当时
在全国开风气之先的改革措施，如“毕业不包分配”制、学分选修制、双学位制和勤工俭学
制等，被全国各地所知晓，多所高校进而组团来学习考察。
1986年7月12日，全国部分高校勤工俭学研讨会在深大召开，复旦、南京大学等全国
100多所高校代表参加。一项开创于深大的改革尝试，就此成为席卷全国众多高校的改革风
气，并作为当时教育界改革研讨的对象。
邵滨军当时是此次大会的工作人员，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校长现场发言稿长达1.2万
多字，从10个方面解读和阐释了“勤工俭学”对高校学生自治管理改革的积极作用。“校长
时不时拿学生举例，学校洗衣厂厂长谭晓晖、学生银行行长贲悦、前任学生法庭庭长古嘉阳
，包括我自己，都逐一被作为实例，印证深大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邵滨军说。
校长发言完，“台下掌声一片”。多数高校的代表对深大改革的方向都表示认可，认为
鼓励学生勤工俭学对于培养学生“自治”能力，是很好的锻炼。
从1987年底起，随着多家全国知名媒体的集中报道，全国学习研讨深大改革的浪潮势头
更猛。
1987年12月27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深圳大学学生全面参与学校管理》。
随后，该报从1988年1月14日起，分别以《校长的学生“智囊团”》、《全国大学的第一个
学生自律委员会》、《深大的学生食堂为什么办得好》、《学生宿舍学生管》为题，从深大
改革的多方面推出4篇系列报道，迅速引起全国关注。
香港和海外媒体争相派记者到深大跟进报道，各高校频频组团前来学习。“学生银行是
每次采访和考察的固定‘景点’，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待三四批记者和考察团”，姚学清说
。
邵滨军、姚学清等学生领袖和机构负责人，还多次被厦门大学等高校邀请过去，现场指
导。“一时间，深大的知名度不亚于北大、清华”。
偃旗息鼓：学生银行并入商业银行
“没有良好的传承和自我完善机制，改革必然会由于弊端的逐渐暴露和主推者的人事变
动，而成为昙花一现”
无论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还是在近期记者采访中，当年“深大改革”的积极意义似
乎更乐于被提及。
不过，即使在20年前全国学习深大浪潮的一片叫好声中，也已有人对改革“矫枉过正”
的超前性和历史阶段性，提出过“警醒”。
在1986年的全国部分高校勤工俭学研讨会上，复旦大学的代表会后就提出，“深大学生
不应只是埋头勤工俭学，而要对改革的超前意识有所探讨，以便少走弯路”。
如今，追忆往昔，即使是见证那段历史的老“深大”人，也不得不承认：当年的改革在
打破以往绝对“师道尊严”、倡导自由学风的同时，“强调‘学生是主体’的步子迈得过大
、过快”。
孔维民坦言，学校当年在监督引导学生的制度建设上有所欠缺。学校“放权”基于当时
学生强烈的责任感和自律性，但没有制度的约束，改革注定不能长久。
同时，当年改革的推动更多是依赖于校长个人的强势推动和特定的历史氛围，“没有良
好的传承和自我完善机制，改革必然会由于弊端的逐渐暴露和主推者的人事变动，而成为昙
花一现”。
“管理‘学生银行’时，我们经手过上亿元的资金，在制度约束不够的当年，如果不是
大家的责任感和自律性，肯定要出大问题。”姚学清至今仍有些后怕。
尽管当年学生的责任感和自律性被一再强调，但事实证明，缺乏制度的监督和约束，漏
洞不可避免。“学生银行”发展壮大后，贷款业务逐渐增多。由于审批监管不严，部分贷款
曾随着借贷师生们的离校而无法收回。
在孔维民的印象中，学生会当年竞选也曾出现“假选票”风波，导致几个竞选团队对结
果争执不下，最后还是依靠校长的个人威信，平息了争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认为，作为全国最早的学生自治管理改
革，深大改革更多意义上带有强烈的实验性质，超前性和阶段性不可避免。“学生银行”、
“学生法庭”、学生给老师上课打分等一些措施，在放宽学生掌控度上矫枉过正，学生缺乏
老师和学校的必要监督引导，难以达到长期良性自我管理的目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深大改革逐渐偃旗息鼓。为根本解决城市信用社的风险问题，
1995年9月国务院决定自当年起撤并城市信用社，组建城市合作银行。“深大实验银行”也
于1995年底被合并到深圳城市合作银行（现深圳商业银行），成为其“深大支行”。
带有明显“实验”性质的深大改革，未能坚持下去走得更远。但“既然是改革实验，就
应该肯定其创新的积极意义”，丁宁宁认为，深大改革在全国率先提出的“毕业不包分配”
制、学分选修制、勤工俭学等制度没有因此停滞，至今仍在全国高校中普及沿用。
“更重要的是，当年改革在培养学生精英、树立学生自治精神上的努力方向，引领了当
时高校改革风气，至今仍值得我们研讨和借鉴”。
在现任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分行常务副行长李敏看来，正是当年“学生银行”首任“行长
”的历练，让他步入金融界并打出了一片天地。而“腾讯之父”马化腾、“商界传奇”史玉
柱，也都毕业于那个改革时代的深大。
时隔20多年后的今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增强学生自主管理意
识、培养实践型的学生精英，成为社会热切关注的话题。20多年前深大改革的得失，能否给
我们一些启示，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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