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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田丰,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谋士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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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zz田丰,一个不应被遗忘的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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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丰,一个不应被遗忘的谋士

作者:王永平 | 转贴自:海天三国

    东汉末年,政局迭荡,群雄纷争。其间,不仅各类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演出了一幕幕争
霸天下的活剧,而且还出现了众多的谋略之士,他们各为其主,互相斗智,给当时历史增添
了奇妙的色彩。其中如荀彧、郭嘉、诸葛亮、鲁肃等,其声名至今仍广为流传。但也有不少
杰出的谋士运计虽奇,但所托非人,终致事迹失载,埋没无闻了。这类人物恐以袁绍之谋士
田丰、沮授最为典型。



  据《三国志·袁绍传》(下文引该书不另注)注引《先贤行状》记载:“丰字元皓,巨
鹿人,或云勃海人。丰天姿瑰杰,权略多奇,少丧亲,居丧尽哀,日月虽过,笑不至矧。博
览多识,名重州党。初辟太尉府,举茂才,迁侍御史。阉官擅朝,英贤被害,丰乃弃官归家
。”这是有关田丰早年行迹唯一完整的记载。田丰生不逢时,处于王权中衰,世事纷扰的乱
世。当时腐朽的宦官集团与士大夫势力间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较量,对宦官的态度如何,是
当时评价士人高下的主要标准。桓、灵之间,宦官凭借皇权的威力,兴起两次“党锢之祸”
,不少士人领袖被诛杀、禁锢。田丰正在洛阳任职,其态度如何呢?所谓“阉官擅朝,英贤
被害,丰乃弃官归家”,表明他虽没有直接参与反宦官的斗争,但显然是站在士大夫一边的

,其“弃官归家”,便是对宦官专权的抗议。
  中平六年(189),袁绍剿灭宦官势力,但胜利果实被关西军阀董卓窃取。为笼络人
心,董卓一开始曾在朝廷内外“显拔幽滞”,起用士人代表,韩馥被委为冀州牧,冀州主要
的士人如田丰、沮授、审配等都应辟入幕。韩馥为颍川人,对冀州地方势力怀有疑虑,于是
起用河南故人,还曾专门派人回颍川援请士人入邺,而对冀州士人则加以压制。韩馥的这种
政策,直接引起了冀州士人的倒幕活动。当时割据冀州有不少优越条件,如受战祸破坏程度
轻,人口较众,储备也丰,故称“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韩馥能否占为己有,取决于地
方士人的支持程度。从冀州士人的角度而言,他们选择的军政首领应具有一定的才能与声望
,而韩馥“素性恇怯”,人称“庸才”,不可能稳定冀州局势,进而图谋发展。此时,袁绍
奔河北,领勃海郡太守,领导关东地区的反董卓战争,被推为盟主。袁绍家族自高祖袁安以
下“四世三公,由是权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董卓西迁后,袁
绍迫韩馥让位,冀州士人多应之。田丰为当地士人代表,袁绍“卑辞厚币以招致丰,丰以王
室多难,志存匡救,乃应绍命”(注引《先贤行状》)。



  汉献帝初平二年(191),袁绍登上冀州牧位之后,为巩固统治基础,曾一度重用冀
州士人,田丰、沮授、审配等主要人物都被辟举,“甚见器重”,成为袁绍幕中主要僚佐。
冀州士人也希望借重袁绍之威名和声望,稳定河北局势。为此,沮授在其对策中为其明确规
划了发展前景及其步骤与条件,概而言之就是稳定冀州、控制河北,创造条件以兼并河南。
田丰是这一战略规划的主要执行者。平定冀州和河北地区,主要的对手是幽州军阀公孙瓒和
黄巾余部“黑山贼”。田丰屡随袁绍出征,为其筹画,史称“绍用丰谋,以平公孙瓒”(同

上),反映了他的功绩。及至建安年间,袁绍控制了冀、青、幽、并四州,实现了“横大河
之北,合四州之众”的战略构想,下一步便是进行用兵河南的战略转移了。但田丰、沮授在
为袁绍制定发展战略时曾指出,实现这一战略转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条件,即迎奉汉献帝,
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舆论优势。沮授在初平二年(191)的对策中明确提出了这一
点,与此同时,田丰也“劝绍迎天子,绍不纳”(同上)。这一谋略在当时确是深谋远虑,
比曹操集团荀彧的提议早了三四年。他们在局势最混乱的时候,已经洞悉了历史必然归于统
一的趋势,并提出了一整套切合实际的战略和战术,应该说,他们是历史上杰出的谋略家。

  令人遗憾的是,袁绍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利用有利时机将汉献帝迎奉至邺城,从而铸成
了无可挽回的错误。我们知道,汉朝统治了数百年,加上当时儒学兴盛,士人重名节。在这
种时代背景下,谁抢先控制汉献帝,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便会取得王者之师的地位。袁绍
之所以错失良机,主要是急于称帝的心理在作祟,以致利令智昏。他以为“若迎天子以自近
,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直(注引《先贤行状》)。



  汉献帝初平二年(191),袁绍登上冀州牧位之后,为巩固统治基础,曾一度重用冀
州士人,田丰、沮授、审配等主要人物都被辟举,“甚见器重”,成为袁绍幕中主要僚佐。
冀州士人也希望借重袁绍之威名和声望,稳定河北局势。为此,沮授在其对策中为其明确规
划了发展前景及其步骤与条件,概而言之就是稳定冀州、控制河北,创造条件以兼并河南。
田丰是这一战略规划的主要执行者。平定冀州和河北地区,主要的对手是幽州军阀公孙瓒和
黄巾余部“黑山贼”。田丰屡随袁绍出征,为其筹画,史称“绍用丰谋,以平公孙瓒”(同

上),反映了他的功绩。及至建安年间,袁绍控制了冀、青、幽、并四州,实现了“横大河
之北,合四州之众”的战略构想,下一步便是进行用兵河南的战略转移了。但田丰、沮授在
为袁绍制定发展战略时曾指出,实现这一战略转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条件,即迎奉汉献帝,
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舆论优势。沮授在初平二年(191)的对策中明确提出了这一
点,与此同时,田丰也“劝绍迎天子,绍不纳”(同上)。这一谋略在当时确是深谋远虑,
比曹操集团荀彧的提议早了三四年。他们在局势最混乱的时候,已经洞悉了历史必然归于统
一的趋势,并提出了一整套切合实际的战略和战术,应该说,他们是历史上杰出的谋略家。

  令人遗憾的是,袁绍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利用有利时机将汉献帝迎奉至邺城,从而铸成
了无可挽回的错误。我们知道,汉朝统治了数百年,加上当时儒学兴盛,士人重名节。在这
种时代背景下,谁抢先控制汉献帝,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便会取得王者之师的地位。袁绍
之所以错失良机,主要是急于称帝的心理在作祟,以致利令智昏。他以为“若迎天子以自近
,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也”(注引《献帝传》),并公开进行称
帝的尝试,因“众情未同”而作罢。从局势发展情况看,建安元年(196)汉献帝都许,
可以说是袁、曹两大军事集团的转折点。曹操“收河南地,关中皆附”,斥责袁绍“专自树
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相擅讨伐”。这时袁绍始觉问题的严重性,“乃欲移天子以自近,
使说曹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鄄城,以就全实”。但这简直是异想天开,理所当然
地遭到了曹操的拒绝。

  有没有办法夺回汉献帝呢?田丰仍在进行最后的努力。他进计曰:“徙都之计,既不克
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令,响号海内,此算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禽,虽悔无
益也。”(《后汉书·袁绍传》)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当时曹操在河南尚不稳定,军事

力量远不足以对抗,袁绍若果断地以武力相胁,曹操必会让步。但袁绍仍犹豫不从,失去了
最后的机会。从此,曹操在河南迅速发展,声誉渐著,而袁绍之名望锐减,被视为“逆德”




  建安四年,袁绍彻底消灭公孙瓒,控制了河北四州。与此同时,曹操基本控制了河南地
区,形成了对抗之局。袁绍深感其威胁,“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出攻许”。从表面看,
袁绍占地之广,军队之众,装备之精,供给之丰,都占有绝对优势。不少幕僚、将士都以为
“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以致“将士愤怒,人思自骋”(注引《献帝传》),袁绍集团上
上下下弥漫着一股骄狂之气。只有田丰、沮授比较冷静,谏绍曰:“师出历年,百姓疲弊,
仓庾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
隔我王路。然后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兵,抄其边鄙,令彼不得
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同上)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它要求袁
绍先整肃内政,发展生产,争取舆论,再“渐营”河南。从后来的实战情况看,曹操最惧怕
这种不闻勤王之师,而但相擅讨伐”。这时袁绍始觉问题的严重性,“乃欲移天子以自近,
使说曹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鄄城,以就全实”。但这简直是异想天开,理所当然
地遭到了曹操的拒绝。

  有没有办法夺回汉献帝呢?田丰仍在进行最后的努力。他进计曰:“徙都之计,既不克
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令,响号海内,此算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禽,虽悔无
益也。”(《后汉书·袁绍传》)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当时曹操在河南尚不稳定,军事

立刻兴师,曹操便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这是曹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相反,袁绍不出
师,刘备会很快失败,曹操回师布防,专心抵御袁绍,形势便发生了变化。袁绍智不及此,
竟“辞以子疾,未得行”,田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之机,而以婴儿病失
其会,惜哉!”可谓爱之深,则言之切。但袁绍“闻而怒之,从此遂疏焉”(同上)。对此
,历代论者无不为之叹息。胡三省说:“绍攻公孙瓒,而操乘间东取吕布,操击刘备,而绍
不能袭许,此其所以败也。”(《通鉴》卷62胡注)
  曹操返师,在黄河南岸设阵布防。袁绍开始大举南征。田丰“以既失前机,不宜便行”
,谏曰:“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弗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
,并且重提“渐营”与“久持”之术,希望袁绍“外结英雄”、“内修农战”,整治部伍,
再施以“乘虚迭出”之计,即左右出击,使对方疲于奔命,不战自溃。他最后警告袁绍:“
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袁绍不纳,田丰“恳谏,绍以为
沮众,遂械系之”(《后汉书·袁绍传》)。当曹操“闻丰不从戎,喜曰:‘绍必败矣。’
及胜,复曰:‘向使绍用田别驾计,尚未可知也。’”(注引《先贤行状》)此后袁绍南征
,在具体战术上又不断失误,终于在官渡被曹操击溃,几乎全军覆灭。逃亡途中,不少将士
痛定思痛,“抚膝而泣”,曰:“向令田丰在此,不至于是也。”有人以为袁绍会改弦更张
,对田丰说:“君必见重。”田丰深知袁绍“外宽内忌”的病态心理,说:“若军有利,吾
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果然,袁绍说:“冀州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惟田别驾前谏
止吾,与众不同,吾亦惭见之。”(注引《先贤行状》)于是节陈式。建安五年,曹操得知
袁绍欲南下决战,而东南徐州在刘备手中,依附于袁绍,为避免将来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
曹操亲领大军东征。其谋士屡谏,惧袁绍乘机断后,曹操认为袁绍“性缓”,必迟疑不决。
田丰看到了这一机会,进言袁绍:“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
,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机动,斯其时也。”(《后汉书·袁绍传》)袁绍若

代杰出的谋士,田丰竟落得这样一种结局,真是一幕令人寒心的悲剧。
  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历代论者都认为在于袁绍不善用人。《三国志集解》卷
6引王补曰:“沮授、田丰智略与荀彧等,而彧言如石投水,授、丰所谋,如枘凿之不纳,
此袁曹成败所由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但仅此立论,并末充分揭示出田丰诸人悲剧的底蕴
。曹操的谋主荀彧、许攸等都是从袁绍集团中逃出来的,田丰、沮授既知袁绍之痼疾,为何
不“弃暗投明”择技另栖呢?
  检索史籍可知,荀彧、郭嘉等弃绍归操者,其籍贯多是河南。而田丰、沮授等为冀州土
著,故前者离开袁绍容易,而后者却是乡土宗族难离。他们尽忠于袁绍,是想稳定河北,发
展势力。但袁绍身为汝南人,对冀州豪强势力的发展颇为忧惧,而其身边的河南士人则乘机
从中设阻,打击河北士人。这样,袁绍后期,其集团内部两股士人势力冲突加剧,袁绍走上
了韩馥的老路。在这一斗争中,袁绍明显偏向于河南士人。田丰之惨死,即也与此有关。史
载:“逢纪惮丰亮直,数谗之于绍,绍遂忌丰。”绍南征,逢纪为留守,又谗曰:“丰闻将
军之退,拊手大序使绍用田别驾计,尚未可知也。’”(注引《先贤行状》)此后袁绍南征
,在具体战术上又不断失误,终于在官渡被曹操击溃,几乎全军覆灭。逃亡途中,不少将士
痛定思痛,“抚膝而泣”,曰:“向令田丰在此,不至于是也。”有人以为袁绍会改弦更张
,对田丰说:“君必见重。”田丰深知袁绍“外宽内忌”的病态心理,说:“若军有利,吾
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果然,袁绍说:“冀州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惟田别驾前谏
止吾,与众不同,吾亦惭见之。”(注引《先贤行状》)于是将其杀害。做为聪明过人的一
代杰出的谋士,田丰竟落得这样一种结局,真是一幕令人寒心的悲剧。
  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历代论者都认为在于袁绍不善用人。《三国志集解》卷
6引王补曰:“沮授、田丰智略与荀彧等,而彧言如石投水,授、丰所谋,如枘凿之不纳,
此袁曹成败所由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但仅此立论,并末充分揭示出田丰诸人悲剧的底蕴

。曹操的谋主荀彧、许攸等都是从袁绍集团中逃出来的,田丰、沮授既知袁绍之痼疾,为何
不“弃暗投明”择技另栖呢?
  检索史籍可知,荀彧、郭嘉等弃绍归操者,其籍贯多是河南。而田丰、沮授等为冀州土
著,故前者离开袁绍容易,而后者却是乡土宗族难离。他们尽忠于袁绍,是想稳定河北,发
展势力。但袁绍身为汝南人,对冀州豪强势力的发展颇为忧惧,而其身边的河南士人则乘机
从中设阻,打击河北士人。这样,袁绍后期,其集团内部两股士人势力冲突加剧,袁绍走上
了韩馥的老路。在这一斗争中,袁绍明显偏向于河南士人。田丰之惨死,即也与此有关。史
载:“逢纪惮丰亮直,数谗之于绍,绍遂忌丰。”绍南征,逢纪为留守,又谗曰:“丰闻将
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绍于是有害丰之意。”(注引《先贤行状》)田丰
等之不愿离弃袁绍,实际上是由其乡土观念决定的。而袁绍猜忌、压制田丰诸人,也是由其
地域观念所引发。因此,可以说袁绍集团中地域派别的分化与斗争,才是造成田丰、沮授诸
人悲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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