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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十五次论战：潘重规与徐复观的笔战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Sat Jan 10 15:59:51 2004), 站内信件
潘重规与徐复观的笔战
红学论争带有普遍性，可以说，哪里有红学，哪里就有论争。1966年，潘重规在香
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开设“红楼梦研究”选修课，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
‘并于次年出版《红楼梦研究专刊》。这在当时，算得上红学界的一件盛事，颇受港、
台以及海外学术界人士瞩目。1971年，潘重规撰写《红楼梦的发端》一文，刊载于《红
楼梦研究专刊》第九辑和同年出版的第十三卷《新亚书院学术年刊》。文章通过辨析甲
戌本卷首的、《凡例》，重申自己的观点，即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而
是由“石头所记”，也就是“石头便是作者”，曹雪芹不过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改编人，。
提出《红楼梦》的原作者另有其人，在红学史上算不得新说，对潘重规而言，也只
是[日话重提。但由于潘文对甲戌本的《凡例》、底本的年代、有关的脂批，做了新的解
释，所以文章刊出不久，即遭到了徐复观的批评。
徐复观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971年11月第七十二期上，题目是《由潘重
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署名王世禄。徐文不仅不同意潘文提出
的观点，而且对潘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甚表怀疑，因此写道：“关于《红楼梦》
，尚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研究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发挥特异的见解。结论尽管各有不同
，但研究的态度及导向结论的方法，不能不要求客观而严谨。尤其是研究态度的诚实不
诚实，对资料的搜集、整理、解释，有决定性的作用。要求研究者抱着一个诚实的态度
，这是保证研究工作在学术的轨道上，正常进行的起码的要求。我读完潘先生的大文以
后，最先引起我这样的感想。”接着，便批评潘重规引用材料断章取义，抹煞与自己相
反的材料，以建立自己立说的基础，措词相当尖锐。如说：“对材料的断章取义，如果
是偶一为之，这可能是一时的疏忽，或关系于对材料的了解程度，不能遽然认定这是由
于态度的不诚实。但若大量的断章取义，大量的曲解文意，这便是态度的不诚实。假使
更进一步，抹煞重要的与自己的预定意见相反的材料，而只在并不足以支持自己的预定
意见，却用附会歪曲的方法强为自己的预定结论作证明，这便是欺瞒，便是不诚实。”
文章末尾更揶揄说；“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中，应当是一位佼佼者；但居然
以红楼梦研究小组领导者的地位，写出这样的文章，难怪有人发出‘丧乱流离之中，人
怀苟且之志，在大学里千万不可轻言学术’的叹息。”
徐复观的文章发表后，很快便成为香港学界的热门话题，而且不久也就知道王世禄
是徐复观的化名。对此，潘重规没有直接作答，而是由《红楼梦》研究小组的成员汪立
颖，写出了《谁“停留在猜谜的阶段?”》的文章，副题为《答<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
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一文的作者》，发表在《明报月刊》1972年第七十四期。文章
一开始即申明：
“读完《明报月刊》第七十二期王世禄君的大文以后，我们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众红
楼梦》研究小组的同学都深觉讶异，因为作者既力言研究态度之重要，可是他批评香港
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红楼梦》研究小组导师潘重规先生，却偏偏不根据事实，同时也诬
蔑了《红楼梦》研究小组，笔者作为小组一分子，自然有责任来作一解答。”针对是否
“停留在猜谜的阶段”的说法，汪文列举了《红楼梦》研究小组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
，并公布了1951年胡适写给臧启芳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了对潘重规的红学观点的看法，
以证明并不如徐复观所说，
《红楼梦新解》出来后，“潘先生挨了胡适的一顿骂”。当然也就甲戌本的年代问
题进行了辩说。徐复观同意吴世昌、赵冈的观点，认为甲戌本在时间上反而靠后，汪文
则持潘说，坚持甲戌本最早，前面的《凡例》出自曹雪芹、脂砚以前的石头或隐名人士
之手。汪文在措词上也是颇带情绪色彩的，如说徐文充满了“自欺欺人的瞽说”、“观
念不清”等等。
徐复观立即对汪立颖的反批评作出回答，以《敬答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汪立颖
女士》为题，在《明报月刊》1972年第七十六期上著文，逐条批驳汪文的指控，情绪愈
益激烈。而且还牵及文字以外的活动，包括约潘重规饮咖啡，请《红楼梦》研究小组成
员汪立颖和蒋凤吃水饺等，论争已超出学术之外。因此蒋风又起来作答，写《吾师与真
理》一文，刊于《明报月刊》第七十七期。致使赵冈、周策纵不得不出来规劝，对研究
《红楼梦》的基本态度给予正面说明。
赵冈在《红学讨论的几点我见》中写道：“最近几个月似乎来了一股讨论《红楼梦
》的小热潮。我个人认为这是可喜的现象，真理是愈辩愈明。不过我也觉得在讨论时有
几点应该注意之处。”于是提出了四点:一是千万避免使用侮骂的词句，二是学术讨论没
有必要化名，：三是一些属于程度性的问题，如《红楼梦》的性质怎样，不宜定出硬性
的是非判断标准；‘四是不要只限于讨论现有材料，应设法发掘新材料。周策纵在《论
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则追溯《红楼梦》研究的历史，对许多红学家不喜欢
反面证据委婉地加以批评，提倡“自讼”式的辩难，要求“以当下之我攻当下之我”，
认为“这样的笔墨官司才不会退化成官司，这样的辩难才算做抬学术杠”。
赵冈和周策纵的文章都发表在《明报月刊》第七十七期上，因此这次论争基本上是
在《明报月刊》上进行的，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潘重规始终没有直接出
面，直到1974年回答陈炳良的批评时，才又旧案重提，’说徐复观的文章“并未提出什
么新的问题”，并说：“‘王文’教训我研究态度要诚实，引用材料要正确，他却沾沾
自喜地告诉我说：‘据吴恩裕的《考稗小记》，敦诚死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月十六日
丑时，程伟元刊行《红楼梦》时，敦诚已经死掉约十个月了。’我查吴著，敦诚是卒于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一月十六日丑时，不知王文根据何种秘本。像这种‘信口开河’的
写作，辩论实在是一种浪费。”毋宁说，这也是一种回答吧。何况，当台湾文史哲出版
社1974年9月出版潘先生的《红学六十年》一书时，他把徐复观的两篇文章以及汪立颖、
蒋凤和赵冈、周策纵的文章都附录在书后，自然也是一种论争的办法。
摘自刘梦溪《红楼
梦》与百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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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一出寂寞的闹剧，没有观众。
这是一个不和谐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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